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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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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观察维度一: 村庄与市场
以上判断显然包含一个社会学与社会史的预设: 中国农村转型、村庄转型的巨大困难固然是由于农村地区广大、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基础薄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种转型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和性质,即在地理、生产、文化与治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农村,Essex, Stephen et.al. (eds.). Rur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CABI Publishing,2005.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全面梳理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社会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和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其转变方式、过程与前景,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村庄转型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村庄关系的转型。本节着重讨论农村与市场的关系转变问题。
关于农村与市场,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转型国家的村庄需要重建与市场的关系: 农业要想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农村和农民要想在商品经济中获得收益,就需要改变恰亚诺夫所描述的生产与消费均衡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确立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并建立有效的市场链接;国家也要增加对农村经济的投资和保障,提高农村人口的技能并促进他们向城镇移民。为了实现农产品的商品化,村庄和农户还需要相应转变过去围绕生产消费均衡模式的生产与组织方式,包括改变村庄内部经济结构——需要发展非粮种植、养殖等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及商品价值,在可能情况下还需发展工业增加非农就业,为此也还需要改变农村与农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改变农民的人力资本构成,以提高小农户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等。
在我们看来,这些转变一旦实施和实现,当然意味着村庄的各种关系以及村庄形态的空前转变。但是,一般地断言市场化应该成为村庄发展或转型的可预期目标,显得较为笼统和乐观,多少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卷入村庄经济关系重建的三种力量——资本、农民、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和要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资本,波兰尼对欧洲工业文明兴起的经济史分析足以表明: 资本的一般倾向是要求一切商品化,包括把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虚构商品,要求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商品的价格和生产,实现经济市场化,进而则要求经济关系、社会观念和制度都围绕自我调适的市场去构建,即要求社会制度服从市场经济而建构市场社会,甚至为此支持市场经济与社会脱嵌。社会则倾向于维护经济大于市场、社会大于经济的格局,并为此采取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市场化与社会反向运动之间的冲撞。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暂且不论经济史是否全然支持波兰尼,他的雄辩至少能够表明: 资本在农业、农民、农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断然不会顾及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农业的弱质是指农业被公认“是经济活动中最具风险性的活动,而农村地区又严重缺乏降低风险的工具”(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17—121页)。特别是,气候因素和疾病对农户构成极大风险,土地占有原则、贸易原则以及粮食价格的突然变化,国家不稳定,缺少进入保险和信贷市场的机会,市场信息匮乏,农产品到达市场的成本较高,农户参与价格谈判与政策谈判的能力弱,等等,都会使得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面临巨大风险,并常常迫使农户采取低风险、低回报的活动以降低风险,这又会倒过来降低农业活动的竞争力。按其习性只是要利用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去获取资本的最大收益。
关于农民,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集市分布和市场结构的研究,足以表明很久以来中国农村并不一概排拒市场,农村存在着相当发达的市场网络,农民存有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需要、兴趣和能力。参见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恰亚诺夫关于俄国小农经济和组织的研究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农民道义经济学的研究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舒尔茨关于农民与农业改造的研究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集合起来,一方面表明: 农村、农民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即,农民对市场怀抱着一种安全经济学逻辑,活不下去的时候会作出各种方式的反叛,仅在糊口条件下采取生产消费均衡模式,在条件具备时则接受和进入市场经济。
笔者曾这样归纳农民“安全经济学”: (1) 农民具有生存理性,不仅按家庭条件去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还按家庭条件去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安全性,表现为平衡收入最大化与生存安全化这两种需求。(2) 农民关于安全的绝对标准是可以养家糊口、生存下去;相对标准则是改变生产、变动生活时不降低既有生活水平和安全感。所谓安全,一般当指外部无威胁、内心无恐惧的状态。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人类发展报告》曾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免于突如其来的伤害、骚扰(参见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 农民的具体选择办法是: ① 在资本数量或外部就业机会与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会如舒尔茨所分析的那样,接受扩大投资或接受外部就业;② 如果资本数量与外部就业机会都缺乏,会倾向于恰亚诺夫所述的消费生产均衡模式,并有可能排斥不利于生活与消费均衡的选择。③ 在扩大投资、外部就业都有可能但不够确定的情况下,则采取斯科特所述的佃农的四条公正标准进行判断,即: 不降低生活水平(使之面临风险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剥削性制度);避免更糟;要求互惠与平等交换(对仅有利于交易对方的不平等交换会感到不公正,产生道德义愤);要求公正的价格与合理性。按照布劳和涂尔干的观点,“在实际的交换费用之外存在着‘社会公正准则’”,“两者之间的差距成为人们借以评价一种关系公正与否的标准。交换中高于公正价值的剩余额,促进人们作出交换合理的反应;而亏空额则激进人们的被剥削感”(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13页)。④ 农民会接受在此四个界限以上的、被认为是公正的变化,甚至因此被引向现代市场经济;而低于此限、被认为严重不公正的变化,通常会被农民判为不安全而遭到农民排拒。参见毛丹、王燕锋: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因此,农民既被引向市场而表现出市场兴趣与市场能力,又有基于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而实施多种自我保护的矛盾倾向。另一方面,这多少印证了一个客观问题: 农村的需要与资本的市场诉求之间是有距离的。例如,农村、农业都需要货币,但是进入农村、农业的货币都被作为资本可能会带来农民承受不起的损害;农户兼具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把劳动力只当成商品,与此性质不配合;土地如果承担了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那么把土地纯粹作为商品也就意味着把农民置于巨大的生存风险之中。
而现代政府通常都抱有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双重标准。因此,在对待农业、农民、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客观上存在着五种选择可能: 压榨剥削“三农”,给予保护,任其暴露在市场,最近,研究者们强调,自1980年以来,第三世界各国在农业农村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积极参与的立场和政策,退出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调节(regulation)、计划(planning)、供给输入(input provision),特别是放弃了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积极提供福利。这种转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后果: 首先,国家撤出农村经济事务意味着国家代表资本积极进行干预(例如以立法方式重新变更土地制度和土地拥有权),因此国家退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干预方法,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呼吁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国家是、并且继续是一种干预。其次,资本在农村的积极干预,引起了农民的四种形式的反抗——反对原始积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非资本主义镇压和资本所引起的生态条件、反对近年来民主国家对资本的运用。为此,新自由主义更加要求一个干预性的国家以应对问题。参见DAS, Raju J. Introduction: Peasant, State and Class.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7, 34(3 and 4),pp. 351370.对“三农”实行半保护,用各种方式提升农民进市场的能力。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会显得更加困难些,通常很难简单采取其中一种选择。特别是,基于现代化导向与谋求工业快速增长的倾向、对集体经济生产效率的不信任,以及对于确立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的兴趣,政府对于经济与社会的脱嵌可能会放松警惕,对农业市场化的复杂结果估计不足,因而较为乐观地看待和鼓励农村积极融入市场。同时,国家保卫社会的职责、政治正当性的考虑、对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反思等,又有可能促使政府保护农村社会,强调农业弱质而又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强调农业是必需的经济活动,是一大批人口的一种谋生手段,是环境功能或环境服务的一个提供者,是促进增长、减少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希望,因此需要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去稳定土地制度,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提供核心公共物品,改善投资环境,规范自然资源管理,等等。在中国,这类保护、扶持性的政策选择必定需要具体落实到土地制度、农业扶持、农民训练以及较为间接的农民工政策改善、对农村公共经费的增长性输入、反哺“三农”的意识形态等环节之上。
于是,在重建村庄与市场的关系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些相互冲突的因素。这些力量在中国农村30年变迁中相互牵扯,一方面,形成了把村庄引向市场力量、形式与过程,例如,乡村工业化并最终实行乡镇企业转制,商品农业,农民进城打工与迁离,撤村建居等,以及与此伴生的农村劳动力从以农户为单位逐渐转向以农民个体为单位。另一方面,它也促成村庄、农户面对市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例如,土地制度改革因突出考虑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步伐较小,采取农村新合作,村集体经营及其转化问题受到关注,农村经济与村社区继续保持紧密性,进行新农村建设等。而改革以来,政府推动村庄经济转型的各项改革政策,也不能不在非市场化、市场化与保护农民进市场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温家宝曾总结说,中国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温家宝: 《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是》2006年第18期)。这个表达重在突出中央在农村改革各个时期的措施重心,但是也依稀呈现出村庄经济变迁过程中,市场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两种尺度和手段在交错发挥作用。就村庄而言,前一类变化总体上削减着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而后一类变化则使村集体、村庄共同体得到维持、强化或转型,传统的农业村落共同体由此继续扮演社区经济共同体单位,并替代或部分替代国家实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村庄仍然具有生命力。
而整个由政策和农民选择所共同推动的村庄与市场关系格局,以及村庄性质和功能的变化,则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1978—1984年为改革初期。基本格局固然可以被视为为了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克服农业和农村危机,而取消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建立村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体制;1978年前,农业出现了较大问题。客观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而耕地面积减少: 1953年为588亿人,1978年为963亿人,增加了将近4亿人;耕地面积1957年达到峰值为1677亿亩,1978年仅剩下149亿亩,减少了将近2亿亩,人地比率也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1978年的223亩/人。这主要是由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占全国人口9183%)和耕地面积减少(占土地总量的817%)双重因素导致。结果,虽然农作物复种指数、农民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