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一元戎——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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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一元戎——叶剑英
叶文益
第一章

一、好学多思的血性少年

1897年4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叶剑英出身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地处粤东山区的梅县,古称梅州、嘉应州,是客家人聚居之地。所谓“客家”,顾名思义就是“客而家焉”,即非本地土著。据梅县姓氏族谱、家谱考查,梅县的客家人,是在宋明时期陆续由北方中原一带举族南迁而来的。在叶氏宗祠族谱中就有记载,叶剑英的祖先是宋朝时由中原南徙的汉人。叶家祖辈移居梅县后,开山筑室,创业传宗,繁衍生息。

千百年来,客家人由于辗转流徙,身居异乡,艰苦备尝。彼此均有着共同的际遇,需要同舟共济,互相扶助,共渡难关。所以,他们崇尚团结互助,提倡勤劳俭朴,富有开创局面的奋斗精神,并且十分注重族人的文化教育。客家人的这种深具特色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使这个群体顽强生存、繁衍和发展,并且不断培育造就出一批出类拔萃的贤士俊杰。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南粤大地革命风云激荡,太平天国革命、康梁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曾在梅县地区引起过巨大反响。尽管梅县地处边远山区,但民主革命气氛浓郁,铁血丹心,壮怀激烈,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

叶剑英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

叶剑英的父亲叫叶钻祥,母亲叫陈秀云。就在叶剑英出生的前后,其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全家生活来源除了仰赖耕垦农稼维持外,他的父亲还兼营小摊贩生意,母亲也经常给人打零工,以获取一点微薄收入,应济家用。叶剑英原有兄妹8人,因贫病交加,一半夭折,仅存4个在苦难中长大成人。他仅两岁的妹妹也就因生活贫困而被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家境的贫寒,生活的艰辛,使叶剑英从小就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

叶剑英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勤劳贤慧,开明知礼。她十分注重子女的品德操守教育,经常把流传较广的一些民间故事和历史上爱国人物的英雄事迹,给叶剑英和他的弟妹们讲述,不厌其烦,讲了又讲,使他们幼小的心田里萌发出救国济民的思想嫩芽。

叶剑英7岁开始进入雁洋堡怀新学堂读书,接受启蒙教育。怀新学堂开设有国文、算术、常识、唱游等课程。这些新鲜诱人的诸多课程,为叶剑英打开了新的天地,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对各个科目都学得很认真。他勤奋、专心、肯思考,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2岁时,叶剑英进入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就读,时值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斗争日渐高涨之际,三堡学堂的校长和教员大都是不满清朝封建统治的热血爱国青年。校

长谢鲁倩是一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华侨富商子弟,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回国参加同盟会,创办新学,经常向学生宣讲孙中山的学说,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学堂里还有一位进步青年教师林明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经常在学生中间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针砭时弊,抨击朝政,讲述许多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这些都使叶剑英深受影响,使他逐渐萌发了憎恨腐恶势力,立志将来匡救中华,改变现状的志向,以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在进步教师的启引下,叶剑英还毅然带头“剪辫子”。每遇到不平之事,他也能挺身而出,敢于与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叶剑英的青少年时代,见证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三堡学堂所在地丙村镇,地处潮州至梅县之间的梅江河道边。潮州、梅县之间来往的船只多在这里停靠,装卸货物,接落人客。当时,潮州府的清兵乘船路过,经常到丙村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老百姓对这些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胸前衣服上绣有“勇”字的清兵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得罪他们,敢怒不敢言。有一天,几个清兵窜到丙村镇,强抢了一家肉铺的牛肉。肉铺老板无奈之下,跑到三堡学堂求救。其时,三堡学堂是一所公立学校,其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镇上肉铺上缴的“牲口捐

”。眼看肉铺被抢,学校当然不能坐视不理。而叶剑英早就对这种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强盗行为深恶痛绝。他与一些老师、同学一起,在校长的带领下,操起棍棒,将抢掠民物的清兵痛殴一顿,追回了被抢的牛肉,并为当地老百姓出了气。人们对于此事无不拍手称快,时称为“打潮勇”事件。

16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也是思想最富于幻想的时期。而16岁的叶剑英,却已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1912年秋,叶剑英从丙村三堡学堂毕业,考进了梅县务本中学。务本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不受官方制约,自由气氛浓厚,师生思想活跃。叶剑英入校后,很快成为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这年冬天,广东省政府指令梅县临时议会,将梅县的三间中学合并到务本中学,改“私立”为“官办”,并撤换了颇受师生欢迎的叶则愚校长,另委他人接任。学校改为“官办”后,收费高昂,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依赖权势,欺负乡下来的贫穷学生。官派校长也是一位守旧人物,改变了学校原来的许多规矩,对师生颇多制约,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叶剑英以学生自治会会长的身份,联合了百余学生,发起了反对官派校长的学潮,但很快就遭到省教育局的强行禁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叶剑英与一些进步学

生毅然以退学抗议,转到由爱国华侨和社会开明人士资助新建的“梅县私立东山中学”就读。

少年显英才。从这次学潮当中,可以看到16岁的叶剑英眼见不平敢于斗争的血性性格。1957年,叶剑英在梅县东山中学44周年校庆时写给母校的信中,曾深情地回忆了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四十四年前,我们反对一个官方派来的校长,毅然从北门外搬到叶家祠堂。不久,又搬到东山书院,新建起自己的书房。这就是母校的来历,是老同学们反对官方势力,不怕艰难的手创……

在东山中学求学期间,正是叶剑英一生风华正茂、求知欲旺盛的年代,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还阅读了《战国策》、《史记》、《三国志》等历史书籍和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古典文学作品。对梅县地区的名人诗文,他更是爱不释手。如宋湘的《红杏山房诗钞》、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吴蓝修的《桐花阁诗钞》、女诗人叶碧华的《古香阁诗文集》等等,他都潜心习诵。有些名篇甚至还背诵如流,并受其影响。他还搜集和学唱山歌,潜心钻研旧体诗词韵律。这对他的“文史之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在东山中学读书期间,品学兼优的叶剑英被同学们推举为东

山中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会长。经与老师和同学们商讨,叶剑英为学生自治会立下了这样的宗旨:

昔日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之学生,即将来之公民。学校所以养成有用人才,为将来利国福民。故学生在校,即当锻炼其身心,增进其知识,以实利为归。非从前老学究之熟读书本,博取无谓之功名而已。学生自治会可以适合以上要求,辅助学校之不逮。此本会成立之主旨也。

从上述宗旨中可见,中学时代的叶剑英,就已经明确认识到学校在学学生的未来社会责任。“今日之学生,即将来之公民”;学生学习是为了“养成有用人才,为将来利国福民”,而不是“博取无谓之功名”。

1915年秋,也就在叶剑英中学毕业前夕,受同学们之托,叶剑英为《毕业同学录》撰写“序言”。他挥毫写道:

声华之友,以利相交,见利则争先,利尽交疏。道义之友,团结不懈,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他日东西异地,南北异途,显晦异时,荣枯异遇,回忆东山风雨,渺若江河……

这里的“成则周武三千”,其典故出自《尚书·泰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大军渡孟津时,周武王作《泰誓》,内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其意思是说,商纣王有亿万个臣子,有亿万条

心;而我有三千个臣子,只有一条心。这里的“败则田横五百”,其典故出自《史记·田儋列传》。说的是秦末狄人田横,为齐王田荣之弟。田荣死后,田横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为相,专国政。三年后,田广被汉将韩信所俘,田横便自立为齐王。刘邦建立汉朝后,田横与其部下五百余人逃入海岛。刘邦恐其为乱,对其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来到离洛阳30里处,自愧向刘邦称臣为耻,不愿事汉,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到田横已死,亦皆自杀。

这篇出自尚未成年的叶剑英之手的“序言”,其话语虽带有某些古代英雄义气的意蕴,但它对于“声华之友”的鄙视,对于“道义之友”的崇尚,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许多同学受到鞭策和教益。

转眼之间,东山中学首届学生毕业在即。适值此时,广东省教育部门派人到梅县各中学视察,东山中学决定举办成绩展览,迎接检查。就在筹备展览的时候,作为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叶剑英力主“大搞”,将规模超过教会学校和官办学校。但校长怕得罪官方和洋人,招惹麻烦,不同意这样做,因而发生了争论。校长认为叶剑英对他不敬,有损威严,于是恶言训斥,甚至以扣发文凭相威胁。叶剑英一气之下,愤然离校。

不久,校长托人相告,让叶剑英回校领文凭,但要“承认错误”。叶剑英断然拒绝。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无文凭。”校长眼见至此曾喟然称叹:“此子非池中物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辍学在家。其时,他的家境日益穷蹙,生活十分窘迫。为了谋生,叶剑英写信给远在马来亚怡堡的堂兄叶宜桐,希望伯父们能伸出援助之手,让他出洋谋求发展。1916年,叶剑英的父亲托付“水客”带叶剑英辞别家门,远涉重洋,来到了马来亚怡堡,开始了他海外的新生活。在怡堡,叶剑英学过打字,做过散工,后经亲友介绍,几经周折,才得以在一间华侨子弟学校里当国文教师。这期间,对于叶剑英来说,虽然是别离故土,寄身异域,但是有了这一次“过番”的经历,既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受了锻炼,增长了见识,也磨砺了他的意志,加深了对海外侨胞的情谊。

这些重要的社会阅历,是人生的一笔极为可贵的财富。它使叶剑英终生难忘,也使叶剑英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二、求学云南讲武堂

俗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正当叶剑英在马来亚怡堡谋生艰难,处于苦闷彷徨的时候,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了笼络华侨,利用南洋华侨之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遣特使陈觉民到马

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答应免费招收一批华侨子弟到云南讲武学校就读。叶剑英闻悉这一消息,顿时振奋不已,心里激起了希望的浪花。叶剑英向来崇尚习武,对“兵”情有独钟。他希冀能够学好军事知识和本领报效祖国。早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那一年,他就从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曾写了一篇题为《论兵》的作文。该文开头一句就写道:“兵之物,大矣哉!”他结合历史和现实,提出了用兵乃救国救民之要道的观点,表示出他已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云南讲武学校招生的消息,点燃了叶剑英从军习武的希望之火。于是,他毅然报名,并赶赴应试,被正式录取为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学生,终于实现了从戎操戈、跻身军界的夙愿。其兴奋之情难以形容。

被军校录取,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叶剑英在兴奋之余,又为回国的路费犯愁。他给父亲写信禀明自己考取云南讲武学校的经过,恳请帮助筹措回国路费。他的父亲和几位伯父设法借贷,凑足了200多元的回国路费,终于使叶剑英圆了回国求学之梦。

1917年夏天,叶剑英冒着酷暑,与同时考取云南讲武学校的伙伴们先坐船回到香港,后又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来到云南讲武学校,开始了他倾慕已久的“从军报国”的军旅生

涯。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位于昆明市区翠湖畔。其前身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首任校长(总办)为高尔登,不久改由李根源继任。李接任校长后,大破陈规,锐意改革,聘请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一批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执教。这批人在日本时已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倾向进步,对学生有较大影响。1912年,时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为扩大办学规模,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辛亥革命前夕,云南讲武堂的师生积极策动“重九”起义,挥戈发难,对光复云南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背叛民国后,蔡锷与唐继尧等首举义旗,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云南讲武学校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蔡锷患病去了日本就医,云南讲武学校被校长唐继尧一手把持,变成了他培植亲信、扩充本派势力的基地。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唐主长云南讲武学校期间,因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故云南讲武学校的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办学模式也完全按照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对学生进行“武士道”式的严格管教和训练。云南讲武学校学制三年,设有步、骑、炮、工四个兵科,学员编成若干个区队,每队百人左右。学员入学,先要

接受6个月入伍基础训练,然后才能转入本科,进行军事科目的正规训练。叶剑英入学后,通过了严格的基础训练检验,被分配到炮科。炮科除学习专门的技术科目外,还学习共同科目军事课程。主要有战术、筑城、兵器、枪剑术、地形、交通、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实弹射击、军制、卫生、马术、战时国际法等。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叶剑英来到了云南讲武学校新的环境,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心情极为兴奋。他给其弟弟道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他决心学得文才武略,将来在疆场上一吐英雄豪气。叶剑英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将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学习训练中去,刻苦钻研基础理论知识,努力掌握军事技能,以坚韧的毅力经受着军校艰苦生活的磨炼,并特意将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

叶剑英入读云南讲武学校期间,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一派混沌。帝国主义列强心怀叵测,各自扶植傀儡,以图控制和瓜分中国。入阁主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对外卖国,对内独裁,践踏《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洞察段祺瑞的阴谋,发出维护《临时约法》的号召,主张恢复国会,并决定以广州

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面对着“废法”与“护法”两者的对垒,云南各派势力也面临着新的抉择。身为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慑于革命形势,表面上宣布拥护“护法”,主张恢复国会,“以维法统”,但是背地里却极力反对孙中山。当时,唐继尧在云南讲武学校中实行奴化教育和愚昧统治,竭力培植亲信,打击拥护孙中山的师生。他制定“校规”,明令禁止学生“干预外事”,禁读政治书籍,禁论政治问题。唐继尧还经常到讲武学校作“精神讲话”,但讲话从不提及孙中山及其主张,却不遗余力地散播宋明理学中的陈词滥调。其目的就是将军校的学生培养成为不问世事,俯首听命,为他本人卖命效劳的工具。对此,叶剑英见微知著,很有警觉。他对唐继尧鼓吹的王阳明学说,不以为然,并且敢于当面提出申辩和质问。

云南讲武学校内,陈规羁绊,陋习约束,气氛沉闷。但是,走出了校门,则又是另外一番天地。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叶剑英和一些来自海外的华侨学生自行组织各种校外活动。位于昆明城南马街上的“两广会馆”,是他们聚会最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无拘无束,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高谈阔论。或纵论朝政,针砭时弊;或交流心得,畅叙友情;或引吭高歌,共欢同乐;或吟诗赋词,抒发情怀……

月满危楼花

满园,花前月下宴王孙。

频移杯影浑忘醉,几次琼香对笑论。

兴爽春衣沾露湿,情高秋思落诗魂。

更怜良夜嫌更促,把剑长歌气压轩。

叶剑英的这首《夜宴》诗,记述的就是当年同学聚会的情景。字里行间,再现了叶剑英入学云南讲武学校期间课余生活的画面,洋溢着一个肩负国家兴亡重任的热血青年决心改造社会的雄心与豪气。

冬往春来,岁月流逝。转瞬之间,两年多的军校生活结束了。1919年12月,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军校的生活尽管短暂,但叶剑英既磨砺了意志,又学到了军事知识,掌握了军事本领,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这也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20年初,年轻的叶剑英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云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梅县雁洋堡。

三、追随孙中山

古往今来,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深受其教诲和影响的“师长式人物”。叶剑英也不例外。综观叶剑英的一生,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很多,但最早引起他的关注并受到影响而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当为孙中山先生。

叶剑英素来十分敬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的传奇经历、斗争业绩、人格魅力和精神

风范,对叶剑英的早期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少年时代,叶剑英从流传民间的孙中山的传奇故事中,就已知道孙中山是一个好人;在三堡学堂读书期间,他阅读了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孙中山与黄兴制定的《革命方略》,以及革命志士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从中更进一步认识孙中山,熟悉孙中山。特别是当他闻悉进步教师林修明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心灵更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深刻地认识到:孙中山先生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所进行的事业,正是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和期盼,从而更坚定了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志要像孙中山那样,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扶华厦之将倾,拯斯民于水火”。

自云南回到家乡以后,满怀抱负、学有所成的叶剑英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事做,赋闲在家。此时此刻,他想到国难当头,自己“满怀抱负”而“壮志未酬”,心中十分焦急。茫茫人生路,何处是归宿?他不能无所事事,必须有所作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他企望能追随孙中山干一番事业,为革命效力。但这时的孙中山已被踞粤的桂系军阀所逼,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孙中山组建的“援闽”

粤军也已以护法援闽的名义开赴福建。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拒绝桂系将领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的利诱和拉拢,毅然前往福建漳州,投奔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见习参谋。

1920年8月,叶剑英跟随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参加了讨伐祸粤多年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之役。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曾被派遣对桂系军队开展策反工作。他先奉命到汕头,开展对刘志陆部的策反工作。他装扮成回国华侨,抵达汕头后找到了刘志陆部的一个炮兵连长赖顺成。赖在云南讲武学校与叶剑英是同学,都是炮科第十二期的毕业生,且两人很要好。叶剑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赖顺成。接着,经赖顺成的引荐,叶剑英又认识了另一位炮兵连长,并说服了他,也同意率领全连投奔粤军。后来当粤军进攻汕头时,这两个炮兵连同时倒戈,有力地配合了粤军攻占汕头的战斗。

粤军克复汕头之后,叶剑英又奉命前往香港,配合孙中山的代表孙科、吴铁城、陈策等人,策动驻广州郊区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桂系军队反正,以配合粤军进攻广州。尔后,他又前往江门,对桂系军队陈德平部展开策反工作,促使陈部倒戈,加入“援闽”粤军,参与“驱桂”作战。叶剑英随陈德平部从江门打到开平,又从开平打到龙川、

石滩,最后与“援闽”粤军一起,打进广州,迫使桂系军队退出广东。叶剑英以其高超的策反谋略,出色地完成了策反工作任务。从这些成功的业绩当中,显现了叶剑英的能力和才干。

粤军“驱桂”之役告捷,粤局日渐平定。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于1921年5月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政府。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桂系战败,两广统一。这时,孙中山决定一鼓作气,挥师北上,乘胜进击,讨伐北洋军阀,并于桂林设立了北伐大本营。但是,孙中山的这一举措,却遭到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广东海丰人。曾立有战功,为孙中山所倚重,认为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可是,当粤军回粤后,陈大权独揽,控制广东,不满和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他还假“保境息民”、“联省自治”之名,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包藏祸心,阻挠北伐。陈炯明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叶剑英的无比愤慨。他邀集了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的华侨同学张国森、邓炽等20余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表白心迹,请缨北伐。其信云:

孙大总统钧鉴:

乃者大盗移国,粤土自私,近以吾粤市政各局,抵押自肥,公设娼妓,败坏风气,开烟开赌,毒害人民。包庇走私,扰乱金融

。国家税收,尽入私囊。军政大权,霸为私有。投靠军阀,卖党求荣。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国家于危急存亡之时。敬请大总统先行讨贼,抵定后方,然后北伐,伏乞早日鞭策,我等愿做先驱,誓灭国贼,不胜厚幸,待命之至。

这一封致孙大总统的公开信,文字不多,但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凛然正气。孙中山阅后,对叶剑英等人的爱国精神深为赞赏,亲自批示:“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校办,全部录用。”随即将各人分派到粤军第一师任职,叶剑英被分派到第一师的军士教导营担任教官。

1921年10月,叶剑英以孙中山大总统随员身份,跟随孙中山前往广西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开展整军备战事宜。他先服务于大本营的幕僚处,后任军官教导团少校教官。不久又调任护航第二营营长。在此期间,叶剑英一直侍卫在孙中山身边,亲聆其教诲,直接受到孙中山思想的熏陶,在革命的人生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桂林期间,叶剑英积极参加孙中山倡导的整军运动。孙中山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军队的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2年2月整军结束,孙中山下令出师北伐。但受孙中山委托留守后方、负有接济北伐军重任的陈炯明,却阳奉阴违,竭力反对北伐,停止对北伐军粮饷、弹

药的供给,致使孙中山的北伐行动受挫,被迫放弃原定计划,于同年4月间离开桂林,从水路经梧州、肇庆返回广州,以稳定局势。离开桂林前,孙中山下令组建海军陆战队,任命叶剑英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东返广州。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兴兵作乱,炮轰总统府。身为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自始至终都率部跟随孙中山驻舰反击叛军。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50多天里,孙中山那种为革命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又一次给叶剑英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记取中山先生在革命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反击叛军失利后,陈炯明控制了广州局势,把持了军政大权。孙中山舍舰离粤赴沪,叶剑英则留在广州,继续开展声讨陈炯明的斗争。叶剑英邀集了时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张国森和梁国材、曾俊伟、曾其清等10余位云南讲武学校的华侨同学,在广州小马站曾家祠秘密开会,商讨对策。会议决定通电国内外,拥护孙中山,声讨陈炯明。叶剑英亲自起草讨陈电文,由张国森带到香港发出。电文揭露了陈炯明的纵兵炮轰总统府的罪行,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大总统,“誓为前驱,歼灭逆贼”。该电文在香港、澳

门和南洋各埠的华侨报纸上登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此后,因广州已为陈炯明叛军所控制,难以活动,叶剑英被迫避走香港。

1922年秋,叶剑英闻悉北伐军许崇智部入闽,攻陷福州的消息,立即从香港赶赴福州,投奔许部,先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总部参谋,后又被任命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该旅旅长为张民达,广东梅县人,粤军中杰出的将领;早期赴南洋谋生,后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听说叶剑英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就向许崇智提出,要叶到八旅当参谋长。此后,叶剑英协助张民达率领所部拥戴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转战广东潮汕、惠州一带。特别是当叶剑英闻悉揭阳言岭关失守的紧急关头,主动请命,与张民达率第八旅英勇拼杀,终于挫敌破关,夺回要地,使粤军士气大振。叶剑英又指挥所部乘胜进击,沿老隆、河源一线,直捣陈炯明老巢惠州,并歼灭了增援惠州的叛将熊略部数千人。此后,叶剑英与张民达又率部解了博罗之围,攻取了河源重镇,打了许多硬仗苦仗,力挫强敌,连战皆捷,屡建战功,声誉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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