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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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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主体建构的性

2.1性道德观的革命

2.1.1最近十年,日益宽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格外注重性道德的国家,而且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力量;但是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18到61岁的总人口的性道德观念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关于性道德笔者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真的结婚了。那么,这算不算道德问题呢?”调查结果是: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人又与别的人有性关系(例如婚外恋与第三者)。对于这样的人,是应该区别对待呢,还是应该一律惩罚?”笔者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是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这种现象,在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第四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的两个法律规定,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15%上下的

人认为是处罚过重了,可是到了2006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上下,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民以遵纪守法而著称,但是仍然有1/4左右的人,对于国家处罚卖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两个提问的内容虽然从未改变,但是在3次调查中依次更加详细和具体,因此上述的回答比例说明,人们对于“小姐”和嫖客受到的惩罚越清楚,就越是不认同这样的处理。

2.1.2 2010年主流社会开始宽容“二奶”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增加了两个新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男人‘包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男人?(1.支持。2.可以理解,但不支持。3.只需要道德谴责。4.必须法律惩罚。)”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社会上,有些女人‘做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女人?”备选答案与上面的问题一样。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7.6%的女性和13.0%的男性持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10.3%。对于第二个问题,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8.7%,男性占13.1%,男女合计11.0%。

这里面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些百分比,而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做二奶”的态

度比对于“包二奶”还要宽容一些。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古老的同情弱者的传统在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一般都知道,相对于那些“包二奶”的男性来说,那些“做二奶”的女性毫无疑问是弱者,而且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

进一步来看,如果仅仅从百分比来看,这种观念在总人口中只占10%左右,并不多。可是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两个人们议论纷纷的性道德问题上,人们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发表看法的。

按照年龄来看,越是年轻的人就越宽容。

按照上学程度来看,上学程度越高越宽容。

按照收入等级的高低来看,收入等级越高越宽容。

按照城乡与城市大小来看,农村人口最反对婚前性行为与婚外恋,大城市人口最宽容,呈现为显著的差异。但是对于“包二奶”与“做二奶”,城市大小没有显著的差别;农村人口的宽容度反而比城市人口高出4到5个百分点,但是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

2.1.3提醒:百分比不等于对错

关于中国人的性道德观念的调查结果,有三点务必需要说明:

第一,任何百分比仅仅是为了说明情况,绝不应该成为任何人判断对错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情况是错误的,那么它所占的百分比再高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反之,百分比再低,也不

等于该情况就一定错误。简单一句话:百分比不是对错的标准。

第二,笔者所发表的都是中国18到61岁总人口的平均数字,无论它们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作为任何一个人做出选择的依据,甚至都不应该作为参考资料。这是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能够建构出并且保持住自我。我们当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却不一定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是简单一句话:世界与我是朋友,而不是主仆。

第三,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的时候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中国在变,世界更在变,难道任何一种性道德会“万寿无疆”吗?

2.1.4性的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是指以获得快乐为首要的和终极的目标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这在大多数情境中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的生活情境之中,它往往被曲解为三种另外的东西。

第一,快乐主义经常被曲解为“无所顾忌”。可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任何人的快乐是以绝对不损害任何别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快乐主义也常常被曲解为“自私自利”。可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则是: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双方

都必须对等地相互尊重与协调。

第三,快乐主义更是常常被混同于“享乐主义”。其实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享乐主义把获得快乐作为唯一的目标,而且往往倾向于不管它是否违背或损害了现代文明的其他规则。也就是说,完全彻底的享乐主义其实在现代文明中很难真的存在。它基本上仅仅被用来曲解快乐主义,甚至成为唯一功能。

在当今中国,性道德的根本问题是用什么来判定“性”的好坏。

20世纪之前是用生殖: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纪中期则是婚姻:一切婚前或婚外的性都是不道德的。80年代以来,爱情正在日益成为判断标准: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21世纪以来,快乐开始成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不快乐的性才是不道德的。

最近10年以来,一些女性运用丰富多彩的形式,首先在中国倡导了性的快乐主义。她们是明日之星,因此不得不忍受今天与昨天泼过来的脏水。这是她们的基本价值之一。只不过由于一切创造历史的人们,当时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需要笔者替她们总结一下。

“社会控制”说的是传统的、以赤裸裸的直接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权力。它仍然试图无孔不入地强行打入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只不过屡战屡败、日薄西山而已。

“亲情自卫”则是指一种中国人在“差序格

局”的社会形态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情绪动力模式:对于那些在人际关系上离自己很远的性现象,人们往往容易心平气和地理解或宽容;但是一旦该现象可能涉及亲人与自己,往往就会觉得大祸临头,因而变得丧失理智、心胸狭窄而且顽固不化。

关于最近10年来兴起的性的快乐主义,很多中国人都在理论上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皈依于此,因此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想象着自己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尤其是大多数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禁止快乐主义就成为他们的道德底线。台湾的何春蕤教授称之为“娇贵化”,大陆网民则贬之为“装B”。

结果,即使在学术圈里,近来也有人开始使用“性愉悦”这个词来替代性快乐。这其实是向禁欲主义卑躬屈膝。性何止是“愉悦”?性是激情迸发,是如癫似狂,是昏天黑地,是物我两忘,是赤裸裸、火辣辣、纯粹的快乐。如果非要把性描绘为温文尔雅的、矫揉造作的、古井微澜的状态,那么要不就是描绘者已经垂垂老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展望未来,虽然存在着“社会控制”与“亲情自卫”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夹击,但是快乐主义很可能加速度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浪漫爱情被吹捧得越高,人们就越容易发现它其

实是类似乌托邦那样的远大理想,因此也就越发不得不去寻找其现实的替代物。这个历史进程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曾经发生过,中国无论摸出什么石头来,河还是要这样过的,除非“死”在此岸。

总有一天,性的快乐主义会成为主流。那时,传统道德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例如:双方在婚前性爱中比“守贞禁欲”更加快乐,或者在婚外性关系中比在婚内更加快乐,那么社会还有什么理由去禁止之?

再往后,中国会迎来“性的自然主义”的时代,也就是性的平常化、多样化与主体化。人们将不再争论“性”的是非,更不会拿“性”去攻击别人,但是人人又都具备了性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和负责能力。这就是笔者的理想境界。

2.2性欲望的主体建构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性、重视性、寻求性,也就越来越多地从“性福”中汲取到幸福。“我爱故我在”的情况日渐普及。

2.2.1日益增强的“性趣”意味着事业成功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是这样询问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会想到性生活方面的事情。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多长时间想到一次‘性’呢?”备选答案是从一天几次到一直没有想过的6个等级。这个提问是国际上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是中国女性回答此题的人少一些。这非常

值得笔者反思,很可能是因为“想性”在中国语境中与在西方大不相同。仅仅是因为它与下面的提问可以得到很好的聚类分析结果,笔者才把它列在这里。

同时笔者还询问:“有些人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备选答案是从过去12个月一直不感兴趣到一直对“性”感兴趣的4个等级。

然后,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聚类分析,就得到了弱、中等、强这样三个档次的“性趣指数”。其中的“性趣”强,相当于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一直对性生活感兴趣而且至少每周都会想到性的事情;“性趣”弱则表示过去一年中有两个月以上对性不感兴趣而且半年以上才“想性”一次。“性趣”中等则是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

笔者用“性趣指数”来考察最近10年来的变化,发现中国人的“性趣”不可逆转地增强了。这就是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的重要证据之一,表明中国人从性的根本上日益开放。

按照本质论的社会生物学来说这是天生的,可是按照建构主义的性别研究来看则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使然。笔者当然更相信后者。

人们常常以为越是年轻的人“性趣”也就越强。可是实际上,“性趣”强者在30到39岁的人里最多,多于18到29岁的人;到了50岁以后

就急剧降低。因此,民间所说的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还是有生活根据的。即使只分析那些有过性生活的人,在男性中也是同样情况;在女性中则是18岁到39岁基本持平。

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上学程度与“性趣”强的人的比例呈现出正比的趋势。

人们也很少注意到:“性趣”的强度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在低阶层的男女中,“性趣”强的人只占25.7%,在中等阶层中上升到34.9%,在高阶层中则达到42.6%。

这些都表明,对性具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成熟、成才和成功的表现。

2.2.2性欲的自信心与美好的性生活相互建构

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有的人认为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您自己也是这样吗?(1.肯定比别人强。2.可能强一些。3.也许比较差。4.肯定比别人差。)”

笔者还询问道:“性欲强,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完全是好事。2.是比较好的事。3.有些坏。4.完全是坏事。)”

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汇总起来,就形成了“性欲的自信心强度”。最低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差,而且性欲强不是好事),最高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强,而且性欲强是好事)。统计结果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

情况。

男性在性欲方面的自信心是女性的5.2倍。自信心最强的不是最年轻的男女,而是30到39岁的人。他们比50到61岁的人强3.8倍。性欲自信心与上学程度是正比例的趋势。社会地位最高的男女的自信心也最高。一言以蔽之:对于自己的性欲充满自信,这是一个人充分自立与充分自我实现的表现。

性欲自信心越强,人们的性生活就越美好。自信心最强的人与最差的人相比,高频率性生活的比例提高55个百分点,日常生活中的亲昵增加19个百分点,充分爱抚增加12个百分点,生理满足增加18个百分点,心理满足增加10个百分点,自己经常有性高潮的人增加39个百分点,对方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13个百分点,性技巧的种类多1.7种;负面因素则大大减少:勉强对方过性生活减少18个百分点,肮脏感减少23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性欲强度的自信心,来源于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也会推动自己的性生活更加美好。

2.2.3性压抑来自被强化的性期望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还问道:“在最近的12个月里,在‘性’方面,您有过觉得压抑、焦急、不痛快的情况吗?”。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男女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有性压抑,而且是发生在2

1世纪,发生在许多人认为“性已经乱套了”的这个时代。可惜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里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因此无法判断在最近十年里性压抑是不是越来越多。

其次,男性的性压抑多而女性少,这并不仅仅是来源于生理差异,更是来自男性的性期望远远高于女性。因此可以推测:男性的性压抑更主要地反映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女性的性压抑更少,其实是表明她们的期望不高。

男女的差异还表现在年龄上。男性是18到29岁的人里面觉得性压抑的人最多,而女性则是30到39岁最多,很可能是因为孩子跟她们住在一起,客观上抑制了她们的性生活。

这提醒人们,虽然那些30到39岁的在婚(含同居)者的性生活理论上是有规律的,可是恰恰在他们中间,感到性压抑的人最多。这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的婚内性生活的质量尚且有待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婚内性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还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们对于“性压抑”有着不同的理解。

性压抑主要由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欠佳。这表现为以下几点(均为显著差异)。

在生理健康很好的男女中的人有性压抑只有31.5%,而不太好的人里却高达57.1%。

从心理健康来看,“怕老”是造成性压抑的主要原因。在不怕老的男女中,只有32.5

%的人感到过性压抑;在有些怕老的男女里为38.6%;在比较怕老的人里为44.9%;而在非常怕老的男女中则高达48.8%。

这其实是提醒中国的男女,保持年轻的心态,顺应生命的过程,才能有效地减少性压抑。

2.2.4主流社会已经认同了性的价值

“性趣”、性欲、性压抑这三种情况都是性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总的来说,您认为,性很重要吗?(1.很重要。2.比较重要。3.不太重要。4.非常不重要。)”

中国人认为性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人已经占到约3/4(75.4%);在男性中高达82.9%,在女性中也有68.5%。同时,上学程度越高的人和社会阶层越高的人,也就越认为性是重要的。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主流已经充分认同了性的宝贵价值,或者说,性已经堂堂正正地跨入社会的主流。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越是认为性是重要的,自己也就越“性福”(双因素分析,均为显著差异)。那些认为性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男女,经常日常亲昵的人增加19个百分点,每周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增加29个百分点,性生活之前充分爱抚对方的增加9个百分点,自己生理满足的增加16 个百分点,使用过的性技巧种类则增加

1.8种;负面的效果减少了:勉强对方过性生活的减少11个百分点,有羞耻感的减少12个百分点,有肮脏感的减少23个百分点。

最显著的是:认为性重要的人的性高潮更多。男性每次或者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26个百分点,女性则增加2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思想的产物。如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接受性的宝贵,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就是自己。

这表明:21世纪中国人对于“全性”的欲望与渴求在增加。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无性文化”之后,性的全面复苏与复位的重要表现之一。笔者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感触尤深。

2.2.5“性福”促进幸福

在三次成年人的调查问卷中都包括了关于人们在最近3个月以来的情绪是否良好的4个问题:“晚上睡觉好不好?是不是曾经感到情绪低落、心里发闷、垂头丧气?曾经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劳吗?比以前更容易生气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

此外笔者还询问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总的来说,最近12个月以来,您觉得自己生活得愉快吗?(1.非常愉快。2.比较愉快。3.不太愉快。4.很不愉快。)”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三次调查的12029位有性的(即有性生活的)男女;单位

=278;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如果能够经常获得性高潮,那么与从来没有性高潮的人相比,睡觉很好的可能性会增加9%,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到12%,生活愉快的可能性则会增加12%。

. 如果能够在性生活中经常得到生理上的满足,那么睡觉不好、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都减少11%到13%个,生活愉快则增加18%。

如果性生活中心理上经常满意,那么睡觉不好的可能性就减少10%,情绪低落减少17%,无故疲劳减少12%,容易生气减少14%,生活愉快则增加23%。

反之,性生活中的负面情况则会减少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性生活中有耻辱感或者肮脏感,那么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到16%,生活愉快则会减少6%到9%。如果在性生活中勉强对方做一些行为,那么情绪低落和无故疲劳的可能性都增加15%,容易生气增加17%,生活愉快则减少7%。

总的看来,对于人们的情绪好坏来说,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生理因素的作用,甚至大于性高潮的作用。这也就是“性”这个中国象形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由心而生。

当然,统计学的相关分析都不能直接作为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分析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好坏,也对性生活的质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是中国人已经熟知这个常识,笔者无须赘言。

反过来看,美好的性生活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这一点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宣传得非常不足,因此笔者愿意用调查结果来证明一下。

2.2.6性欲望的内部结构

在人类的性研究发展史上,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以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开创过一个性心理学的黄金时代。他们以研究性欲为中心,涉猎了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性心理现象。

时至20世纪末叶,新兴的“全性”研究重新提出了“欲望”(desire)的概念。它已经不仅仅是经典定义中激素驱动的,行为化的,直接引发性反应、性行为与性高潮的那种生理冲动,而是更加宽泛地指称人类对于“全性”的渴求,包括对于爱、亲密、心灵享受与人格完善等等传统上被归入心理学或文化范畴的那些需求。它是主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建构出来的。

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出自己的研究设计与调查问卷的。此处,作为学术研究,笔者希望更进一步地探讨一下“性趣”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要分析出,在上述的各个

因素中,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而言,究竟哪些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此,笔者首先分别把2010年调查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望进行聚类,纳入的变量是本节前面分析的那6个:“想性”的频率、对性感兴趣的程度、性欲强度的自我评价等级、认同性欲强是好事的程度、性压抑的程度、认同性很重要的程度。然后把这个综合的性欲望程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考察上述6个因素赋值后的均值,就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无论男女,性压抑的程度与认同性欲强是好事这两个因素,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仅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被调查者感受到的性压抑是强还是弱,都不能说明他(她)的性欲望的强度。

第二,在女性中,在性欲望的最重要的前两个因素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要大于男性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性欲望这个总体指标,更加适合于来考察与解释女性的情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男性中,构成性欲望强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想性”的频率、认同性很重要、认同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可是在女性中,作用最大的却是对性是否感兴趣。这表明,男性的性欲望主要由想与认同组成,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望”(期望),也就是他对于性有多么大的企盼。可是女性则是更多地指向“欲望”

中的“欲”(需求),也就是她自己觉得,性实际上必要不必要。

笔者的以上发现,足以揭示“性欲望”这个新概念的内部结构,为中国学者使用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2.3性的独处与独立

关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调查中设计了如下两个问题。自慰,也叫“手淫”,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活动。绝大多数男人都曾经自己抚摸自己的生殖器(阴茎),以便获得性快感、射精。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

自慰,也叫“手淫”,是一种正常活动。很多女人用手、物品来刺激自己的阴蒂、生殖器、乳头,或者双腿夹紧,以便获得性的快感或者性高潮。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可以估计)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这种提问方法不符合经典的教科书,但是笔者有自己的理由和论证;暂不详述。在笔者的“全性”的概念体系中,自慰就是“性的独处”的典型表现之一。

2.3.1自慰就是学习性的独处

中国古代对于自慰的歧视和谴责,主要来源于阴阳思想和道家观念以及普遍贫穷而单调的小农生活方式。因此在20世纪以及之前的中国社会中,自慰作为“手淫”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传统医学更是一直认定它有害。

越来越多

在21世纪初短短的1

0年之中,18到61岁的男性报告自己有过自慰的比例,从2000年的56.8%上升到2006年的64.6%和2010年的62.7%(p=0.000)。这很可能来源于男性的性欲望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手淫有害论”的影响在迅速减少,所以男性更加敢于承认了;还可能来自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疏离化”。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手淫”的歧视一直集中在男性身上,对于女 性的自慰则很少提及,这实际上是等于“网开一面”。因此在18到61岁的女性中,有过自慰的比例在2006年和2010年是28.3%和25.8%,也就是稍多于1/4,而且基本持平,没有显著的变化。

越来越早

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

男女趋同

除了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之外,还反映出:虽然女性开始自慰的年龄基本上比男性晚两年到3年,但是从30岁以下的这一代人开始,男女却出现了趋同的态势。到了14到17岁的少年这最新的一代人里,男女已经相差无几。这应该可以作为女性开始性革命的证据之一。

2.3.2自慰是社会地位更高的表征之一

人跟人不一样,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自慰的比例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人目前的性知识中很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的结果合并起来统计,结

果发现下面的一些情况。

第一,无论男女,自慰的比例与上学程度呈现为正比的趋势,上学越多,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没上过学的男性只有50.2%,女性只有20.7%;上过小学的男性增加到58.0%,女性增加到30.9%;上过初中的男性再增加到60.3%,女性保持在30.4%;上过高中的男性达到62.2%,女性仍然保持在30.0%。一旦上过,男性就高达68.8%,上过本科的则更是高达77.4%,女性也类似,上过大专的上升到32.6%,上过本科的则高达42.5%。一言以蔽之,自慰更多的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

第二,在男性中,社会地位越高,自慰的比例也越高。在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人里是53.6%,在农村劳动者中增加到58.5%,在城市工人中再增加到60.2%,在服务业从业者、娱乐业从业者、个体户中更是达到65.2%,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中保持在64.8%。但是在女性中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自慰的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女性,高达39.4%,比其他阶层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对男性来说,更高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带来了这方面更多的自由,可是对女性来说则是相反,更

高的职业等级与社会地位反而抑制或减少了她们自慰的比例。

第三,男性的收入等级越低,那么自慰的比例也就会越低。在中等收入以上的人里面是66.4%,在中低收入的人里下降为62.7%,最低收入的男性则更减少为59.0%。这其实应该是男性面对社会的时候的自信心在发挥主要作用:最低收入等级的男性缺乏应有的社会自尊。

2.3.3婚内自慰急剧增加

一般中国人通常都认为自慰仅仅是未婚青年的独有活动,在婚者则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笔者的调查却发现其实远不是这样。把三次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看,在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笔者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仍然有过自慰,只不过次数的多少不一样而已。这很可能说明,婚内性生活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们的自慰,反而是自慰成为夫妻性生活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自慰其实是给在婚(含同居)者提供一个独处的机会。

笔者的调查发现,在最近的10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丈夫自慰的2010年是2000年的1.9倍;妻子自慰的是10年前的3.6倍(p=0.000)。

如此巨大的增长反映出深刻的文化变迁,而且不仅仅是性的变化,更是婚姻性质的巨变。

自慰是一种独自性行为,不需要涉及对方,避免了复杂的感情纠

葛与人际关系的协调。因此,在没有性生活机会的时候,它是纯粹的性释放;但是在婚姻之内,它却成为一种夫妻各自独处的表现形式。迅猛增加的婚内自慰的比例说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地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这种“婚内独处”与道德无关,应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它来自迅猛的城市化、更加紧张的日常生活与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等等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尤其是由于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陆续跨入婚姻了。

“婚内独处”并不一定意味着夫妻感情的淡漠,而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个体相互结合的新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如胶似漆”,也不同于时尚化的“零距离接触”,而是“分聚自如”,是一种更高级的夫妻关系艺术。

2.3.4婚内自慰促进“性福”

在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影响下,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结了婚还自慰,肯定会影响夫妻性生活,不仅会减少性生活的次数,还会造成“手淫上瘾”,最终削弱夫妻感情。可是笔者三次调查的分析结果却证明了恰恰相反的情况。以下所说的婚内自慰都是指在婚(含同居)者在最近一年之内自慰过。

第一,婚内自慰反而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笔者把性频率分为11个级别,

最低的是0级(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的是10级(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结果发现: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的性频率平均处于5.9级上,可是自慰过的却是平均6.5级,显著地高于前者。

第二,婚内自慰也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丰富程度。笔者一共调查了10种具体的性生活方式,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平均使用过5.8种,可是自慰过的夫妻却平均使用过7.2种。

第三,妻子自慰促使她更爱丈夫。非常爱丈夫的妻子在自慰过者中达到22.1%,而在不自慰的妻子中却只占14.7%。

第四,婚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情表达。自慰的丈夫或妻子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相互亲昵的比例是77.1%,比不自慰者多出接近9个百分点。同时,自慰的人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也更高。

第五,自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经常很兴奋的丈夫或妻子在自慰者中是33%,在不自慰的人中只有26.7%。自慰的人有63.7%每次都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达到,而不自慰的却只有55.3%。

对上述情况其实无须大惊小怪,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的实际性生活这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自慰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的表现。因此,即使自慰真的替代

了一些性生活,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者好于那些性能力稍逊因而不自慰的人。

此外,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了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感受的积累。无论男女,自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使得自慰者更多地获得性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更强。这可能就是性方面的“马太效应”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人越强,越弱的人越弱。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慰者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的情况多出5个百分点。

此外,自慰者对于性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高,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分歧与烦恼,例如性生活的次数太多或者太少、时间的太短、爱抚得不够充分、出现负面的情绪等。

2.3.5性玩具在发达国家,只准经销商使用“性玩具”(sex toy)这个称呼,禁止使用“性工具”这一称谓。: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这样询问:“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卖‘成人用品’,包括假阴茎、按摩棒、充气娃娃、情趣内衣等等。请问,您曾经想过去买这样的商品吗?(1.从来没有想过。2.想过,但是并没有真的去买。3.我买过。)”

回答结果是:在男性中有19.0%的人想过要买,有5

.7%真的买过。在女性中则分别是7.8%和2.7%。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的性玩具产品不仅仅行销国外,也打动了近1/5中国男性和1/10中国女性的心。

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从略)7197位男女;单位=98;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婚否。,笔者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可能性来说,最显著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影响人群居然是城市里那些无业或者在上学的人。他们要买的可能性是农村劳动者的14倍。

更加有意思的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婚否等),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发展可能。由此推论,遍布中国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靠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

做什么用

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人接着又询问道:“您想过买成人用品,那么您是想怎么使用?”

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性玩具的用途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无论男女,在1、2、5这三大主要用途

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最后,至少想过要买的男女都有1/4还多的人是用在备选答案之外的其他方面。

文化意义

统计分析说明,中国人很可能给性玩具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但是使用性玩具这一行为的性质却并没有分散化。它不仅是性的独处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中国儒家文化把性淹没在婚姻家庭的大酱缸里,道家把性彻底变成“得道成仙”的工具,佛家全盘否定了性的存在合理性,中医则把性“伤身化”。总之,性在古代中国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概念,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现在,性玩具的出现与相当规模的行销,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性,已经从人际关系的社会层次上独立出来了。

2.3.6独处与独立来自性快乐主义的发展

无论是性的独处还是独立,都不仅冲决了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而且侵蚀着已经结成性关系的人们的情感世界。很多人们觉得,如果对方在性关系中自慰或者使用性玩具,那就是对于自己的不敬,至少也是对于这个性关系的不够珍重。说白了,性被传统社会规定为只能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仅仅是关系的一种连接手段,甚至仅仅是一种润滑剂。

可是笔者在定性访谈中却了解到,有些人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自慰与使用性玩具作为双方保持各自独立与

相互距离的方法之一。更有些人认为:独处与独立就是“性首先是为了追求自身快乐”的充分证明。只有认同这一信条,双方才有资格与可能结成性关系,而不是相反。

这当然不是目前中国人的主流,但是它开辟出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需要下一代中国人来回答:如果可以自慰,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互慰”来替代“唯插入论”?既然可以使用性玩具,那么为什么不能“恋物”与“恋动物”?如果可以容忍“性”从共同的性行为中独立出来,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它从性关系中独立出来?

归根结底,性首先是为了快乐,甚至仅仅是为了快乐,再甚至仅仅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快乐,更甚至仅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理快乐,如果没有损害他人,究竟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存在的空间呢?

这就是日益增加的自慰与相当规模的性玩具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

可是,笔者也希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性,从来都被假设为缓解孤独与克服冷漠的灵丹妙药。可是,两个已经固化于孤独冷漠的人之间,还有多大的可能去发生“性”和投入“性”呢?例如,两个人在一起虽然灵犀相通,却各自分别自慰或使用性玩具,这还算是经典意义上的性吗?以往人们赋予“性”的一切价值与意义,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恐怕

才是最深刻的性的革命。

笔者不愿意“洗别人的脑”,因此再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回答:究竟是我们跑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还是我们被时代的列车给甩下了?

2.4脏与耻:性的负面建构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在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中,脏与耻是削弱人们的性快乐的最主要的两大心理因素。详情请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呢?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的问卷中都这样提问道:有些人在过性生活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生殖器、分泌物、精液、经血等等,是脏的。无论针对哪一种,您是不是觉得脏?

有些人觉得,过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脏。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性生活里,您是不是有过耻辱的感觉?备选答案都是:1.从来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由于只有那些在最近一年之内有性生活的男女(不仅是夫妻)才回答这三个提问,因此本节反映的是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的情况,而不是历史累计。

2.4.1新世纪,负面情绪在减少

最全面的回答情况可能过于复杂,因此笔者把它转换为“有与没有”的统计图,读者连续地看下来便可以一目了然。

21世纪中国人在性生活中,负面的情绪总体上正在减少(男性的耻的增加是

例外,将在本节最后来讨论)。

2.4.2较低阶层与非主流者更觉得脏

作为社会学家,笔者最关心的是:在科学昌明、性知识日益普及的今日,什么样的中国人仍然在性生活中产生脏与耻的感觉呢?

男性如是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男性中,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的影响因素具有两类很强烈的相似性。

第一类是:男性所属的社会阶层越低,出现两种“脏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年纪较大的、大专(不含)以下上学程度的、居住在省会(不含)以下地方的男性更可能出现。反之,较高社会阶层的男性的发生可能性则会减少。也就是说,这两种脏的感觉主要是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特有的性文化的集中表现。

第二类很相似的影响因素就是: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男性中,如果有过多伴侣的情况,那么他们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就会分别增加42%和69%。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任何非婚性行为都视为“脏”,例如“搞破鞋”的称呼就是“色香味俱全”。因此那些有过多伴侣的低阶层男性,就更加可能把性关系上的脏投射到自己的婚内性生活之中去。与此相反,如果低阶层男性去消费场所跳过舞,那么他们就已经部分地冲破了传统性道德的束缚,因此觉得性生活脏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43%。

女性亦然

女性与男

性在两种“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首先,较低阶层的女性更加可能出现这两种“脏感”。反之,上过大专与以上的,居住在县城、县级市(含)以上地方的女性,出现的可能性则会减少至少20%乃至82%。这说明,较低阶层的女性与男性一样,仍然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

但是在年龄的影响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所不同。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越老越觉得脏,而是“两头小中间大”。与最老的(50~61岁组)和最小的(18~29岁组)相比,中年女性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最大,分别增加71%到88%和32%到64%。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与分娩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有关,也可能与性生活的频率高低有关,还可能与男女之间的感情从激情迸发转向磕磕碰碰再转向相安无事有关。

其次,在性关系方面女性与男性也有不同,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女性有多个性伴侣,那么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会增加30%;但是如果有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可能性反而减少34%。这就等于说,只有那些临时的或者偶然的其他性伴侣,才会使得女性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增加。

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女性是否觉得性生活脏,是否有多伴侣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有过一夜情却把她们

觉得脏的可能性减少了63%。其中的原因可能不言自明:如果女性连一夜情都可以接受,那么其他的“小的”传统性道德也就更是土崩瓦解了。

2.4.3脏感也来自性生活不良

“脏感”不仅可能来自社会阶层所属,也可能来自直接的性生活;因此笔者在控制了最主要的社会因素之后,专门探索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为了便于统计与表述,笔者把“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这两个提问进行因子分析,聚合为一个新的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平方和载入的累积百分比=80.471,成分矩阵=0.897。;然后对它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探讨性生活中的诸多因素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性生活不良促进男性产生脏感

非专业的读者可以从上到下地看“估计”这一栏。它说明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者减少(带负号)了男性的两种脏感。

首先,增加男性的脏感可能性的因素有:有过耻辱感、性生活中经常出现性幻想、假装性高潮、曾经打架、曾勉强过性生活、时间过长。通俗地说就是:男性如果要减少脏感,就需要尽力避免上述这些事情。

其次,要减少脏感可能性,第一位的就是男性要爱对方,然后性的次数不能过少,要在性生活中高度兴奋起来,最后才是多使用性技巧。

2.4.4女性的

脏感也来自对于男性的性依赖

对于女性的分析的R2高于男性的。这说明笔者的调查结果对于女性的情况具有更多的解释力。

女性的某些情况会增加产生脏感的可能性:生理不够舒服、男方缺乏性高潮、日常生活中不亲昵、自己缺乏性高潮。反之,也有些情况可以减少脏感的可能性:没有耻辱感、没有勉强过性生活、男方会性技巧、没有假装性高潮。

另外的情况:影响女性的脏感可能性的所有因素,都是女性自己很难控制也很难加以改进的,都依赖于男方在性生活中的表现。这虽然是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够平等的客观反映,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女性还缺乏性的自主性与进取心的体现之一。

2.4.5男性脆弱的一面:性的耻辱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性生活中觉得耻辱的情况,更多地发生在村镇。反之,城市男性觉得耻辱的可能性减少32%到41%(统计表格从略)。

其次,如果男性曾经勉为其难地过性生活,那么他们感到耻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如果女方没有或者很少有性高潮,那么男性的耻辱可能性也会增加69%。如果双方有过肛门性交,那么则增加近1.2倍。

另外,也有两个因素会减少男性感到耻辱的可能性。一个是性生活的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就可以把耻辱感的可能性减

少27%。另外一个是性交的时间不短则可以减少50%之多。

这就是中国男性在性生活中的特质,比某些胡编乱造的所谓“男人的性爱好”更加真实,更加科学。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要减少男性的耻辱感,男性就不可被勉强,需要女方的性高潮来配合,最好避免肛门性交,应该增加性生活的次数而且时间不可太短。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些耻辱感其实都是来自传统的“男子汉的面子”,不利于男性自己的身心健康。从小的方面来说,男性的耻辱感表现出他们尚且缺乏对于女性的理解,更缺乏协调双方情感关系的必要能力。

换言之,男性在性生活里并不像社会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永远是刚强铁汉。他们其实有脆弱的方面,这已经由笔者的调查结果揭示出来了。

2.4.6“脏”是社会道德的判断

有学者认为,一直在压抑着中国人的性感受的主要的文化产物,不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罪”,而是“耻”。笔者的调查结果足以支持这一论点。但是,比“耻”更为重要的是“脏”这种文化产物。

何谓“脏”?现代医学认为,至少对于人的皮肤来说,无菌状态就是“净”。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在说到性方面的“脏”的时候,很少有人根据医学知识去进行客观检测,而是根据自己

承袭而来的文化标准,立即作出斩钉截铁的判断。

这种“脏”的标准是传统社会的整体文化故意生产出来的。它简直就是治理“性”的无敌法宝:月经是脏,分泌物是脏,乱搞是脏,嫖娼卖淫是脏,不符合“唯生殖目的论”的口交与肛交也都是脏。总之,性就是脏。

好在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1世纪的中国人的脏感与耻感都在减少。但是这与其说是“讲卫生”的作用,不如说是性革命的功劳。读者联系到本书其他几章的论述就会同意笔者的这个判断:性,只要合理了,正当了,重要了,宝贵了,就不会脏,也不会耻。

2.5性的心虚

众所周知,性行为的发起与持续不仅是生理功能的问题,更是性的自信心强弱的问题。为了考察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笔者特别写作本节。

2.5.1担心自己的表现:性的心虚之一

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都问道:“有些人在开始过性生活之前,就害怕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能满足对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自己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跟谁)?(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结果,在那些有性生活的男女中,笔者得到这样一个发现。

女性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好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3剧增到2010年惊人的47

%。或者说,到2010年的时候,在有过性生活的中国妇女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忐忑不安地投入其中的,而且比男人中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多一点。这不但出乎普通人的想象,也超出了笔者的预计。

在男性中,担心自己表现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基本持平在45%左右。这显然是来自那种男性在床上必须“能征惯战”的传统神话所造成的焦虑,而且在21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2.5.2女性心虚的增加:弱者的标志,还是革命开始?

那么中国女性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笔者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不包括非完全异性恋并且控制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之后,得到了分析结果。

第一个趋势是:女性自己的各种性烦恼越多,也就越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或者害怕自己无法满足男方。

这表现为,对于“担心自己的表现”发挥了最显著作用的那些因素,几乎都来自女性的性烦恼:无法达到性高潮、性生活中疼痛、阴道干涩、假装性高潮、性生活中觉得耻辱、觉得性生活脏、有过不情愿的性交。有这些性烦恼的女性的担心比例达到1/2到2/3,而且发生担心的可能性比没有这些烦恼的女性增加了41%到4.1倍。

第二个趋势是:男方对女方的某些体贴反而造成女性的自卑与愧疚,增加了女性担心自己的

表现的可能性。

这个趋势的最典型表现就是:男方首先爱抚女方而且很充分,这本应该是双方爱情深厚的体现,但是在讲究“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下,女方很可能反而因此更加担心自己会在性生活中表现不好,无以回报男方。如此一来,那些一点也不首先爱抚女性的男性,反而使得女性解除了报恩的负担,担心自己表现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51%。

这种趋势还表现为:如果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亲昵,那么反而增加了女性的担心;如果女方从不勉强男方或者男方不会性技巧,那么女性也就很少产生亏欠对方的愧疚,也就减少了女方的担心。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同样的报恩心理在发挥作用。

第三个趋势是(统计表格从略):中年的、住在村镇的女性,担心的可能性更大,增加31%到一倍。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前两种趋势对这样的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由于农村的中年女性刚刚开始了解到“现代化的”性技巧,倍感冲击;还可能是这样的女性对于究竟什么才叫“表现好”的理解发生了历史的变化:正在从传统的“顺从就是表现好”走向“女人也需要性技巧”。

当然,如果从中国性文化的总体变迁的视角来看,女性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表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

反映出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仍然处于“二等性别”的屈从地位。这或者表现为还不敢于坚持自己的特性,还必须服从男方的要求;或者表现为还陷于对男方的感恩之中而无法自立;或者是由于被忽视,所以自己的性烦恼还很多,而且难以解决。总之,女性仍然是性的弱者。

另外一种解释是:女性之所以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恰恰是因为她们至少已经知道了还有更高的目标,而且认为自己应该去争取。这是“成长中的烦恼”,与中国传统中那种消极、被动、冷淡的女性相比,这恰恰是女性的性革命的开始。

孰是孰非,读者当可自断。

可是,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的现象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读者把笔者上述的论述反过来解读,那就更加全面了。通俗地说就是:恰恰因为中国女性还存在着“性的心虚”,所以她们遇到更为严重的性生活烦恼,性关系烦恼的可能性才显著地增加了。

2.5.3幻想与别人做爱:性的心虚之二

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在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情况非

常显著地增加了,而女性的这种情况却仅仅是在2006 年剧增了,到2010年却基本持平。

对于丈夫发挥最显著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增加可能性的因素。如果夫妻曾经打过架,那么丈夫在夫妻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53%。

第二类是夫妻性生活中的7个因素。它们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可能是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好增加了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由于幻想别人而增加了性生活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丈夫的性交频率从最低到最高,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60%。反过来看则是:幻想别人最多的丈夫,夫妻性交的频率也就显著地增加了。这可能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丈夫的这种幻想表明他的性的想象能力更为强大;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幻想对他的心理刺激更为强烈;还可能是因为只有把妻子幻想为别人,这些丈夫才能高频率地过性生活。

第三类是夫妻双方有婚外恋的可能性。这三个因素使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增加了36%到45%。

第四类是减少幻想别人可能性的4个因素),减少的幅度达到27%到52%。这四个因素其实都是夫妻爱情的专一程度的表现,其中的“不喝酒”与“从不社交”其实就意味着减少了发生婚外恋的可能

性。

以上分析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否定了丈夫世界中的一个神话。许多丈夫都在宣扬:“幻想与别人性交”这件事情其实并不表明丈夫真的“花心”,而是自我心理刺激的手段之一,不但无可厚非,甚至必不可少。但是笔者的分析结果却表明丈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呈现为“情有所移,心有所动”或者“心有所动,情有所移”。以上笔者对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之。

妻子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夫妻是否有过婚外性行为。如果妻子自己有过,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2倍之多。如果丈夫有过婚外性,那么妻子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77%。

第二类因素是夫妻性生活中的6个方面,但是与丈夫的情况大相径庭。丈夫在意的是性交的次数多了或者少了,而妻子注意的却是性交时间的长短。如果妻子觉得时间太短,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0%。此外,妻子如果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其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45%,而丈夫却没有这种情况。

影响妻子的第三类因素是那些减少幻想别人的可能性的情况,这些也是丈夫所没有的。如果妻子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愉快或者比较愉快,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37%。

如果可以从总体上比较丈夫与妻子的差异

,那么丈夫的“幻想别人”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真正的凭空幻想,而妻子则更加可能是现实的映照。

2.5.4假装性高潮:性的心虚之三

笔者在三次问卷中都提问道:“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有销多于1/3的中国妻子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而且三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妻子在性生活中讨好丈夫的情况,在整个中国日益性化的大背景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可是大概最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上下的中国丈夫也报告说,自己曾经假装过达到性高潮,而且也是三次调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基本排除了抽样误差与被调查者撒谎的可能性。

那么,丈夫如何假装性高潮?

在笔者2000年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就有一位女学者问道:“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呢?”看来她是把性高潮等同于射精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追加了一个这样的提问:“作为一个男人,您是怎么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的?可以选择多个答案,您认为哪几个是,就选择哪几个。”结果,总共有524个假装过的丈夫回答了这个提问。备选答案与回答情况如下(不加权,由于是多选题

,因此各项相加大于100%):

(1)发出声音,22.1%

(2)加大动作,34.4%

(3)假装射精,7.4%

(4)故作疲劳,8.6%

(5)终止动作,11.1%

(6)告诉对方完事了,9.5%

(7)另外的方法,2.7%

(8)以上都不是,2.7%

(9)我说不清,25.6%

回答情况表明,发出声音与加大动作是最主要的假装的办法。

至于那1/4的“说不清”的丈夫,笔者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只能推测他们至少是试图假装性高潮,可是也没有什么惯用的或者有效的方式,因此才会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丈夫假装性高潮”这个问题,笔者只能做出最初步的推测。

其一,由于“大男子主义”或者“男尊女卑”的传统,丈夫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性高潮就是没有“镇住”妻子,或者是自己很没有面子。

其二,由于近年来中国夫妻日益平等,丈夫可能觉得假装性高潮可以回报或者补偿妻子。

其三,经典的性学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种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性知识”:男人应该(甚至必须)每次都达到性高潮。丈夫自己或者妻子认同了这一说法,结果迫使一些丈夫不得不假装自己“社会地合格”。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多解释,只不过需要后继者更多地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揭示。

笔者的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是打破了“男人在性生活中有霸权”这个刻板印象,揭示出男人脆弱或者无奈的一个侧面。

从“论方法”的角度来看,笔者得到的这一数据充分揭示了问卷调查固有的缺陷,就是不可能用来发现任何未知的情况;但是也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就是应该运用主体建构的视角来设计问卷。

2.5.5壮阳与滋补:中国性文化的“伟哥”

在“恐阴主义”传统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的笼罩之下,中国人对于广义的性的滋补品的迷信与崇拜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至今犹存,男性尤甚。

笔者在三次全国调查中都是这样询问的:“现在,许多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以下通称滋补品)都可以‘壮阳(补阳)’或者‘滋阴(补阴)’。在最近的12个月里,您吃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

在2000年的调查里,男性中9.2%的人吃过滋补品,女性是5.4%;在2006年男性为12.0%,女性是7.5%;到2010年,男性中是11.8%,女性是7.0%。无论男女,三次调查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最近10年以来,男性吃过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女性则基本上是7%左右。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在14到17岁的少

年中,居然也有9.7%的少男与10.5%的少女吃过滋补品;而且吃过的少女不但比少男多,还超过了成年女性。当然,少年们吃的滋补品很可能与性无关,很可能是家长强制的,很可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这恰恰说明少男少女的社会压力并不少于成年人。

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吃滋补品呢?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6 832位男性;单位=279;因变量:是否吃过;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级、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可以看到,在三次调查的成年男性中,自己的性烦恼每增加一种,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就增加41倍之多,这构成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当今的中国男性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中药情结”或者信奉“滋补万能论”。

影响力其次的因素有:从来不外出过夜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9倍;居住在县城或者县级市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8倍;整体健康状况不那么好的男性则增加6.5倍。也就是说,这样的男性才更加可能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去求助于老祖宗传下来的理念与方法。

2.5.6不是“肾虚”而是心虚

性方面的“心虚”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社会现实,而且居然涵盖了大约一半的中国男

女;滋补品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产业(由文化生产出来的产业),已然造就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这两者都来自中国独特的“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又都生产着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方面的“焦虑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奇观。

这种情况密切地联系于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养生热”,而后者更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世界观。它是彻头彻尾的现世主义,既不关心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考虑去往何处,“好死不如赖活着”,根本不管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这种文化又是新兴的,是“P民主义”网络流行用语。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不管笔者喜欢不喜欢,它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概念如果要从性(sex)走向“全性”(sexuality),一方面必然是长路漫漫、险象环生,另一方面则是急如星火、时不我待。笔者之所以把这些现象列入调查内容,就是试图把它们纳入目前西方学者相对贫乏的“全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期回报国际学术界。

2.6讨论:性制度的情感动力

2.6.1情感动力辨析

说的是什么?性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足以使个体遵从之的关于性的一切规定。它既包括整个法律体系,也

包括风俗习惯,还包括那些已经被内化了的“良心”。

那么,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究竟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每个学科之内的几乎所有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学说、普世价值的人权学说、经济学的利益驱使学说、女性主义的男权中心学说,以及社会学里的所有学说。

在林林总总的学说的背后,其实都矗立着一个假设:人类是出于明确或者含糊的理性,才构建出社会制度的大厦。

可是,对于“全性”这样一种身心融合的现象来说,理性真有那么大的比重吗?人们在构建“性制度”之时,就没有强烈的感受、冲动和激情吗?否则,怎么会有人提出“万恶淫为首”(比杀人还要罪恶)这样违反基本理性与现实利益的制度设计呢?

这,来源于笔者所命名的“情感动力”此前,何春蕤教授已经使用“情感结构”的概念。笔者此词与之略同。,就是推动人们去制定某种社会制度的非理性的、往往并未涉及直接利益的那些心理感受与情绪发泄的需求。性方面的种种道德义愤就是最实际的例子,而且往往强于任何其他方面的情绪,就好像激情杀人总是多于预谋杀人一样。

当然,情感动力并不排除任何其他原因的存在。笔者只不过是希望拓展

视野,争取一览无余。

怎样构成的?

情感动力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源。它最可能来自“良心”,就是人们误以为是自己自觉积累和主动选择的那些道德倾向。例如有的人一说到青少年的性行为,第一反应就是而且永远是“救救孩子”。

情感动力还需要有一个靶标,最佳选择就是把某些现象加以“危害化”甚至“致命化”。例如,尽管并不总是造成悲剧,但是总有人非要把“小三”(“第三者”)夸张为灭顶之灾。

情感动力需要一个合理化的假设,以便为自己获得正当性。例如“亲情自卫”,其实就是假设亲情是所有人最珍视的情感,因此直接挑动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道德义愤。

由此,情感动力也就需要划定和加固一个“自卫圈”,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底线”。它可以是纯粹精神的,也可以是身体的或者行为的。例如,中国目前的年轻男女在城市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意识到双方存在一个“性的安全距离”或者“不可触碰的部位”。

可是这仍然不够,情感动力还需要一种转变策略,以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及时地迂回进攻。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在某些社会势力主导下的预防艾滋病的运动中,一旦直接宣传禁欲主义不灵了,就马上祭起“健康”或者“卫生”的战旗,而且往往得以瞒天过海。

最后,情感动力还需

要具有自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筑起封闭的信息循环系统,远离现实,闭目塞听,煽情压倒一切。中国人应该很熟悉这种做法,就是文革中的“洗脑”和时下的“传销培训”的那一套。

造成了什么?

情感动力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亲情劝告或者街谈巷议的程度,它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的构建。即使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对于那些极度宽松的性制度而言,情感动力也仍然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的性制度里有许多逻辑混乱的内容,常常令人惊叹:这怎么想得出来?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甚至连利益的博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道德的呼叫。在本书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只要有可能,都会涉及与论述这方面的情况。此处仅举两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

其一,禁止一切色情品,而且拒不实行成年人的分级制。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讲,就是出于对“黄”的道德愤怒,哪怕由此带来了警察夜闯民宅去抓“夫妻看黄”的恶劣案例,也依然故我。

其二,反“小三”、反“二奶”本人。尽管这种活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但是已经作为社会的主流现实,成为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其主张者中也不乏讲理之人,但是主

要成员却仍然出于各种激烈情绪的驱使,例如恐惧“妻离子散”、仇恨“夺人所爱”、嫉妒“以貌诱人”、鄙视“乘虚而入”、厌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有因为“白头偕老”的理想破灭而痛不欲生,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情感动力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近年来中国民众中方兴未艾的同情“小姐”、宽容“同志”等潮流,也主要是来自于各种美好与善良的情感,而且随着其日益强烈,终有一天也会构建出性制度的改革。

2.6.2恐慌中的逻辑错误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人的性之变出现了很大的恐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恐慌的人们常常夸大事实,觉得中国已经乱套了,甚至是一塌糊涂了,因此也就夸大了性之变对于自己的威胁。

第二,恐慌的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不满,转移到或者集中到性的方面,把性作为宣泄口。

第三,大众传媒总是倾向于炒作各种与性相关的热点,总是倾向于按照传统道德来导向。尤其是互联网所提供的空前广阔的言论空间,使得人们获知了大量极端情况与特殊见解。这就至少在一部分人中,放大了性的恐慌。

但是恐慌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来自人们在推理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逻辑的错误,例如很多人之所以反对非主流的、边缘的或处于

少数地位的性关系与性行为,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岂不是要崩溃了?

这种“无限制的推理”,违背了“假设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这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寓言:张三拿着一个鸡蛋走在街上,李四把鸡蛋撞掉了。张三要求李四赔他一百两银子,理由是: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鸡又可以下蛋,蛋又可以孵出鸡。如此循环往复,要你一百两银子真的不算多。

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非常荒谬,却很少知道,张三的错误在于:他的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他后面的一切推理就都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换言之,每一步推理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已经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根据“如果”来推导出结论。

可是在中国,只要涉及性,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性,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说:“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就会如何如何。”其中的谬误就在于:“人人都这样做”本身就仅仅是一个假设,实际上绝对不会出现,这才是事实,才是推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就会如何如何”这个结论,根本就是臆造。

笔者早在80年代就这样调查过:你认为“黄”会毒害人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可是再问:那么会毒害你吗?这些人又几乎都回答:不

会。这就说明,人们其实知道并不存在“人人都这样做”这个事实,只不过在推理的时候,在议论别人与社会现象的时候,给忘记了。

这就是对于性的社会恐慌得以大行其道的运行机制。它已经不是道德判定的问题,而是思维水平的问题。笔者愿意这样警醒人们: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说过: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那么,用“如果”来推理的人又该是几岁呢?

2.6.3宽容还是冷漠?

为了对抗情感动力,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曾经绞尽脑汁,甚至可以说,一切社会科学都是来源于而且被推动于这种对抗所需要的理性。可惜,理性屡战屡败。否则当今世界上就应该是:虽然有人会发动战争,却没有人愿意去参加战争了。反过来说就是:一切以情感动力来对抗情感动力的做法,都只能给双方以及一切相关者带来灾难。

也许是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被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了,也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很少能够进行理性选择,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冷漠而不是宽容来对抗任何一种情感动力的挑逗。

这个问题困扰笔者已久:现在这种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很美的年轻人对于各种非主流性行为与多元性别的更加开放的态度,究竟是一种宽容,还是一种冷漠

笔者认为,所谓的宽容应该是:我知道你与我不同,我也并不打算学你,甚至我认为你是错的;但是我不歧视你,也就是不把你划为异类,不搞区别对待。所谓冷漠则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打算了解你,更不可能关注你,所以谈不到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你仅仅是根本就不存在而已。

笔者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至少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冷漠远远多于宽容。

这种感觉有文化变迁上的根据。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与私人空间中,不可逆转地获得了几何式增长的自由。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论述的“性革命”的根基。但是反过来看,这也给人们带来了无从选择的迷茫、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以及逃避自由的冲动。笔者多次听到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还不如包办婚姻呢。被人包办,我还可以有一个对象;自由恋爱了,我却连一个都没有了。

这应该是中国人走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无解的烦恼,怀旧无用,超前也无途。这引发了广泛的冷漠,但是却绝不应该归咎于所谓“一盘散沙”的文化传统,而是长期禁绝社会构建的恶果。独生子女比例的剧增更加恶化了这一情况,“唯分数论”的教育体制雪上加霜,再算上人口空前的流动,中国想不如此都难。

冷漠也绝不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恰恰

在那些被妖魔化为“人人自私自利”的发达国家里,公共精神远远强于别的地方。反而是这种社会状况容易产生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冷漠,那就是故步自封的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溃败”。

这种可能愈演愈烈的冷漠,其实给那些负面的情感动力扫清了道路,成为近年来在性方面出现“回归传统”思潮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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