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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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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上卷)


 

 

前言 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

 

大战、大灾、大疫,是世界上三大“人口收割机”。发生一次,死者少则数万,多则千百万。这里且不说大战和大灾,只说大疫。在古汉语中,大疫与瘟疫是同义词,并非鼠疫的专指,而是泛指烈性传染病。

有人统计,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约留下1700余次发生大疫的记录,也就是说,平均两三年就发生一次。每次发生,正史的记载大都只有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大疾疫”等几个字,但数以万计的生命都随着这几个字没了!

汉代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笔者是吃文字饭的,随手拈出两个与文学相关的例子。第一个: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瘟疫,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绘其惨状曰:“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阖门而殪”就是全家都没了,“覆族而丧”就是全族死光光。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死于建安瘟疫。第二个例子: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北宋首都开封发生瘟疫,城内冥钱蔽天,哭声动地,死者数以十万计。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在《传家集》中记录了当时的惨景,写了《七哀

诗》来悼念他的七位友人,其中有三位是《宋史》上有传的著名诗人——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死于这场大疫。

历史上有的政权的灭亡也与大疫有关。明朝灭亡当然首先在于自身的腐败,但饥荒与瘟疫又加速了它灭亡的步伐。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年间京城大疫,“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统治的汴京(今开封),金屈膝求和,刚解除戒严,就是一场大疫。据《金史·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加上病的,哪还有人上阵杀敌?所以,次年金就彻底投降了。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素称富庶,但在旧社会也深受瘟疫之苦。当地把发鸡瘟叫“走鸡症”,把人瘟疫叫“走人症”。父亲告诉我,有一年“走人症”,全家都病倒了,爷爷见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死绝了,以为难逃这一劫,便把家里养的几只鸡全杀掉,炖了一锅,准备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后再死,谁知平时闻着香的鸡汤,这时却一闻就令人作呕,最后一锅鸡都倒到厕所里了。也许本家血脉不该绝,最后全家靠运气扛了过来。这

次“走人症”究竟是什么病?他说不清。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走人症”,指的是不明病因的瘟疫,是不包括天花在内的,因为天花虽然曾经是死人最多的烈性传染病,但病因清楚,侥幸不死的大多会给人留下一脸麻子。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一半家庭中都有麻子,有的甚至是一屋麻子,父母子女都是麻子。那时候,在我家乡一带,一是麻子多,二是瘸子多。腿不是因为外伤而致残,而是因患了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症。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如果你出门上趟街,一般都会看到瘸子,有时还不止见到一个。

然而,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很少有人变麻子了,也很少见到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变成的瘸子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母亲告诉我:“还是共产党有狠(方言,厉害之意),连麻子都没有了。”她的语言很朴实,但说到了根上。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技术战线的科学工作者们同卫生防疫战线的同仁们一起,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

率。据国家卫健委的权威发布:从1978—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再看下列分类数据:

麻疹,1959年全国报告近1000万病例,死亡近30万,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不到6000例,近30年至少避免了1.17亿人发病、99万人死亡。

乙肝,在实施乙肝疫苗接种以前,全国有6.9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死亡人数约有27万人。1992年以来,随着疫苗的使用,全国约9000万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降至2014年的0.3%,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12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实现了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标。

流脑,20世纪60年代我国流脑发病最高年份曾高达304万例,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低于200例。

乙脑,最高年份报告近20万例,2017年发病数仅千余例。

百日咳,1959和1963年大流行中有近万名儿童死于百日咳,1973年历史最高报告病例数220余万例,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降低至1万例。

白喉,普及

儿童计划免疫前,白喉每年可导致数以10万计儿童发病,2006年后,我国已无白喉病例报告。

破伤风,2012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已成功消除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

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寿命由解放初期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初期千分之200下降到2018年的千分之6.1。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就是天壤之别!

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点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是在1977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6年。我国从1994年9月后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比世卫组织预定的消除脊灰的时间大大提前。

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如上纵向、横向一比,只要不故意闭目塞听,你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防疫史上的一个奇迹!

人们把传染病称之为“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的著名诗句。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首先要明白一个大前提,就是上述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是持之以恒地实施计划免疫的结果。那么,在驱“瘟神”的战斗中,做具体工作的是哪些人呢?笼统地说,是广大卫生工作者,尤其是免

疫和防疫工作者。而没有免疫手段,防疫就是一句空话。免疫手段是关键,而疫苗等生物制品是所有免疫手段中的“王牌”。如消灭天花,主要靠痘苗;消灭脊髓灰质炎,主要靠脊灰疫苗,如此等等。从事疫苗研制的微生物学家和疫苗专家是这一“王牌”的铸造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向他们表达应该得到的尊敬。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在一个有百余人的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小测试。两个题:第一,写出你所知道的当代名医姓名,1—3人;第二,写出你所知道的我国疫苗专家(或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姓名,1人。测试结果不出我之所料,所有应试者至少知道名医1名以上,而第二题却全部交了“白卷”。这个群的成员年龄在30岁以上,学历在本科以上,大多是在本行业有所成就的人物,不乏教授、工程师、作家、诗人、书画家,他们没有一人没用过疫苗,竟然没有一人能说出1名疫苗专家的姓名,这似乎很不正常,但又很正常。一个主要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信息传播。写疫苗科学家的书籍难得一见,而相关的新闻报道相当零散,且往往见事不见人,鲜见写人物的篇章。他们的杰出贡献不能说被淹没了,但颇有“功成辞赏,循迹藏名”的味道。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固然没有必要知道每一粒大米是谁生产的,但是我

们应该知道传说中的农业生产的老祖宗神农氏,知道“现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理,在我们享受到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福祉时,是否也应该了解一下研制它们的科学家们呢?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有些传染病,如狂犬病、出血热、脊灰,等等,一旦被感染,到现在为止是无药可治的,对付它的唯一办法是提前用疫苗免疫。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疫苗,许多传染病是不可能被控制和被消灭的。要知道,我国在没有疫苗之前,人口最多时也只有约4.36亿(清道光末年)。排除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疫苗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功臣”。

从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算起,中国的疫苗和生物制品事业到今天正好100周年了。一代一代的科学家奋战在免疫战线,为人民的健康,为中国人口的繁盛,立下了盖世功勋。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立传!

《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就是这本书提出了“上工(医)治未病”的著名理念。“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发生,对社会群体而言,最应该防止的当是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即古人所说的瘟疫。但是,虽然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有防治瘟疫的论述,而且此后的历代名医对此多有阐述和创新,但是囿于科技手段的缺乏,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找到

引发瘟疫的病原微生物,只能笼统地指出传染病的病原为“邪气”,或曰“异气”“疫气”“疠气”“戾气”“瘴气”,等等。在预防手段上,东晋的道士兼名医葛洪留下了用狂犬之脑预防狂犬病的记载,宋真宗时就有了为预防天花而种痘的尝试。中医古籍上还留下了不少治“温病”的药方,但在现代疫苗出现之前,“治未病”还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南阳连年疾疫,在不到十年之间,其宗族200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张仲景作为“医圣”,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一个一个地死去。就像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所写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事实证明,用中医理论和药石构筑的屏障固然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却终究抵御不住瘟疫的肆行无忌和无孔不入,甚至连身居九重深宫的皇上也保护不了。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明神宗朱翊钧得了脊髓灰质炎(定陵考古得以证实),因害怕瘸腿在朝堂上丢人,他竟然数十年不上朝;另一个是清世祖福临,即顺治皇帝,患天花死了。另外,还有一个清穆宗载淳,就是同治皇帝,官方说他死于天花,民间说他死于花柳病(梅毒),孰是孰非,尚无定论,反正都是传染病就是了。

此,古代能“治未病”的“上医”大概多为养生专家(有中医出书,指“上医”即养生),但再会养生也难以逃脱传染病的魔掌,事实上有些所谓的“养生专家”也倒在了疾病下。是现代微生物学特别是疫苗的诞生,让中国古老的“治未病”的理论成为现实。真正能“治未病”的“上医”,是研制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他们用疫苗为我们构筑起一道抵御传染病的长城。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疫苗是先驱们从西方学来的。从1842年琴纳氏成功制备牛痘苗算起,到1919年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处,中国制备疫苗的时间比西方晚了半个多世纪。起步晚,条件差,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疫苗研制条件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存在“代差”,加上国外的封锁,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往往得不到满足。但是中国的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被难倒,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呕心沥血,自力更生,硬是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用落后的设备制作出与国际水平难分高下的疫苗,保证了我国的防疫需要。这些疫苗制品,是他们用心血凝成的,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每一种新的疫苗研制出来,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研制者都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时全家一起参加试验。这在世界疫苗研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献身精神足以

惊天地,泣鬼神。

10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几代科学家接力攀登,现在中国疫苗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部分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似乎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规律:“治未病”者无名,“治已病”者扬名。古籍《鹖冠子》中,有一则魏文侯问扁鹊的故事:

魏文侯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

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

魏文侯曰:“可得闻邪?”

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我国生物制品专家颇像这个故事中扁鹊的“长兄”,能“治未病”,但名气不出本家(行业)。其实,他们从跨进这一行开始,就做好了十年磨一剑的准备,就给自己准备好了一条也许多少年也坐不热的“冷板凳”。甘当无名英雄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听听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殷绥亚是怎么说的吧——

生物制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医生医的是一个点、一个个体,生物制品生产针对的是群体,是“上工(医)”。“上工”医未病,是为大家防病,使大家不生病,所以,生物制品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是防疫战线的幕后,是“兵工厂”,是做“子弹”的。

一个生物病菌要消灭它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法则要消灭一个生物病菌要几千年几万年,我们人为消灭天花病毒用了大概一百多年二百年都不到,这是我们生物制品全体工作人员的功劳。现在麻子没有了,拐脚的没有了,这是花小钱、办大事。一针疫苗没有多少钱,真正得了这个病以后,不光是医疗费要花得很多,对本身身心残疾,都要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作为一名生物制品工作者,我觉得很自豪,很光荣。

殷绥亚晚年编撰了一本书,叫《活到120岁不是梦》。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到120岁。

我想,愈是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我们愈应该为他们点赞立传。但迄今为止,还只有一本未曾公开出版的《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是写事的不是写人的,本书是第一本用报告文学体裁从宏观上写中国疫苗科学家的书,所写的绝大多数是过去从未披露过那些事,是生物制品行业外所不为人知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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