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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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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1910—1911:哈尔滨的鼠疫与伍连德博士

 

 

序章 1910—1911:哈尔滨的鼠疫与伍连德博士

——我国第一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防疫战

 

对瘟疫这个幽灵,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例重禳醮行傩,打锣击鼓”,加上中草药来驱赶,但没有一个神灵能镇住万恶的“瘟神”,始终摆脱不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1910年底至1911年初扑灭哈尔滨鼠疫,让国人第一次见识了科学防疫的巨大威力。伍连德博士作为清政府任命的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仅用67天就阻止了鼠疫的流行。在此次防疫战中,伍连德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三个先河:第一,开了用现代医学科学防治瘟疫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防疫事业的奠基人”;第二,开了在中国召开世界学术会议(沈阳“万国鼠疫大会”)的先河;第三,开了华人科学家担任世界专业学会主席(伍连德被推选为世界鼠疫学会主席)的先河。

说起来历史有点遥远了。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首任院长和创始人伍连德博士。

2018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了百年庆典。如今这家在全国排名靠前的著名医院,百年前的院名叫“北京中央医院”。都说地以人名,其实一个单位特别是大学和学术团体更是以人名。当年的中央医院以伍连德博士而著名,而伍连德以在

哈尔滨扑灭了鼠疫而著名。

伍连德,字星联,1879年出生,祖籍广东,国籍是马来西亚,但他一直以“中国人”自称,并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大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他在自传中说: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地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1910年,东北发生大鼠疫

让我们回到百多年前的哈尔滨。1910年(清宣统二年)的冬天,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东北暴发了鼠疫,尤以哈尔滨的傅家甸(今道外区)一带为甚。

尽管从1916年北洋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传染病预防条例》开始,我国一直将鼠疫列为“1号病”,即头号烈性传染病,但因这个恶魔在我国已被控制,今人大多不知它的厉害,所以有必要简单作一点介绍。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历史十分悠久,运用DNA技术在距今2800年到5000年的欧亚人类的牙齿中已发现它的身影。也就是说,鼠疫杆菌的历史比有文字记载的流行病史多了约3000年,其间出现过基因变异,但毒性不是越变越小,而是越变越大。鼠疫分为:腺鼠疫或败血症鼠疫

,由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染人;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人传人,病人的飞沫、唾沫等分泌物即为传染源。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鼠疫疫情,其中最严重的有三次。

第一次被称之为“查士丁尼瘟疫”,暴发于六世纪中叶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致使欧洲南部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此疫在欧洲断续流行200年后结束,累计总死亡人数约1亿。

第二次称之为“欧洲黑死病”,暴发于十四世纪中叶,结束于十八世纪,由连续多个波次组成。此疫夺走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2500万人以上,全球死亡7500万人。

第三次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中国,1894年从香港开始向外蔓延,疫情遍于全球60余国,于20世纪中叶才结束,致死千万人以上。

上述数字虽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枯燥的数字往往不如直接的文字描绘更能给人内心打下烙印。清代乾隆壬子(1792)、癸酉(1793)年间云南鼠疫流行。诗人师道南写下了《鼠死行》: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十分遗憾,诗人的美好愿望最后注定落空了,地下没有人“活归”,诗人反被打入黄泉。师道南写完这首诗后,不到10天就被鼠疫夺去了生命,死时未满30岁。

清朝统治者对鼠疫的危害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宣统二年时,其政权早已是朝不保夕,日薄西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几乎完全丧失了行政能力,已经顾不上东北这块清朝龙兴之地的子民了。从10月26日满洲里报告第一例鼠疫病人以来,东北方面接二连三发来紧急报告。到11月15日,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已是尸体狼藉,不及掩埋,清廷除了派兵封锁山海关一线,阻止关外人进关之外,再无实际行动。

清朝东北的行政体制长期与关内不同,设盛京将军管理东北全境,各省也设将军管理军政事务。直到1907年才废除将军制,改为与内地一样的总督、巡抚制,设东三省总督和各省巡抚。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上奏叫苦说:“事属创见,从事员绅苦无经验,所有防检各种机关仓卒设备,诸形艰棘。兼之火车停开,交通梗阻,应用中外药品购运艰难……层次困难

,几无从措手。”东三省总督锡良也上奏说:“势颇猖獗,有向南蔓延之势,死亡日以百计,且日有增加”,请求派专业医士协控疫情。

促使清廷重视起来的原因,不止是因为地方官的请求,还因为沙俄和日本想趁火打劫,企图通过控制东北的防疫权进而完全控制东北。这两个帝国,因都想独占东北而成为死对头,曾经在1904年至1905年开打20世纪中国海洋和土地上的第一场大战——日俄战争。此战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走了旅顺、大连和南满的利益,沙俄虽然败北,但在北满的势力仍然很大。弱者的苦难,强者的机会。现在,日本和沙俄又从鼠疫的尸臭中闻到了利益扩张的美味,争先向清廷提出要派兵灭疫。就是由他们出兵封锁疫区,由他们来主导防疫。这就涉及国家主权了,如果按日、俄的要求办,那么清廷在东北名义上的治权也没有了。于是朝堂上议论鹊起,叽叽喳喳,而满朝王公大臣,却无人出头来挑担子。此时,一个职务不高,且职责与卫生工作不搭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请求担当防疫大臣。他是外务部左丞施肇基,时年33岁,一个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所说:清廷“以外部左丞施植之(施肇基字),曾任滨江道(即哈尔滨政府首脑

),熟悉地方情形,且与外人来往甚稔,遂派施植之为防疫大臣”。施肇基其人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非常活跃,对国家有所贡献,且不去说,只说他当上防疫大臣之后,遍请名医去哈尔滨战鼠疫,可各路名医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这也难怪他们,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尽管现存的线装中医古籍中留下了一些治瘟病的药方,清以后更有了鼠疫(此前称为痒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这一病名,产生了我国第一部鼠疫专著《鼠疫治法》(吴学存著,成书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医对付鼠疫的办法、作用非常有限。

我们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中,是没有公立医院的,而太医院是皇家专属医院,只为皇帝及皇族服务。如果民间医生不应聘前往,仅靠当地的医务人员,哈尔滨的疫情就没法得到控制。在这紧急关头,施肇基这个年轻的“海归”想起了另一个比他还年轻2岁的“海归”,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伍连德。他们是5年前在国外相识的。

 

伍连德发现人传人的肺鼠疫

伍连德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后改名国防医学院,迁上海,1949年部分迁台湾,留在上海的部分为第二军医大学前身之一)副监督(即副校长)。这所军医大学原名北洋军医学堂,是

袁世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立的。伍连德从剑桥毕业后,受袁世凯之聘担任此职。1910年12月18日,伍连德正在实验室里准备上课做实验的材料,突然接到施肇基要他去哈尔滨防疫的召唤。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施肇基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全面负责医务工作。

伍连德带着学生兼助手林家瑞,携带少量医疗器械(包括一台显微镜)和药物匆匆奔哈尔滨而去。一路上,他们碰到为躲避鼠疫而络绎不绝地逃往关内方向的老百姓,更让他们感到此行的使命之紧迫艰巨,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仅仅用了6天,伍连德于12月24日到达哈尔滨。哈尔滨有很多欧洲侨民,尤以俄罗斯人为多,这一天的夜晚正好是西方的平安夜,要在往年,他们会灯红酒绿地庆祝一番,可此时的冰城已是一座人鬼难分的城市,死亡和恐惧充斥着每一个空间,包括人的心灵,哪还有弦歌与祝福?在这里,引起鼠疫的魔鬼主宰着一切,把上帝、耶稣和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光环统统熄灭了,神灵不灵,陷入绝望。就像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在《鼠疫时的宴席》中所写的:

鼠疫啊!凶狠的女皇,如今降临到我们身上,她为自己成功的收获而自豪,掘坟的小铲日日夜夜敲响着绿色的小窗。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有谁来帮助我们!

时,能够帮助陷在大疫中的哈尔滨居民们的,只有像伍连德这种用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武装的医生。

然而,在伍连德到达之前,哈尔滨当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将病人收容在市内一间公共浴室内,结果是医者与病者同归于尽。从奉天(沈阳)派来的两个医生,只干着发放死亡补贴的事。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章中说:“几有猝不及防之势,医药设备无一应手……地方官吏本无经验,或偏信中医,固执不化。”这个时候,偏信中医会造成致命失误。伍连德在事后著文说:“西医谓传染病系由于微生物或从呼吸饮食而得,或由虫类吮侵,核疫鼠蚤,疟疾由蚊,下痢由不洁不熟之水及苍蝇之浊,其治法均用除灭微生物,隔离病人,射入药浆,以杀病菌在血中酿出毒质。中医则谓为狐鬼作祟,或地气所生,其治法则例重禳醮行傩,打锣击鼓,种种颠倒,难以枚举”,而国人“迷信中医者又十居七八”(《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医生之法》)。他这里几乎是把中医与巫医等同了,但在大疫面前,当时“例重禳醮行傩,打锣击鼓”是不争的事实。要拯救疫区民众,要他们不要迷信,靠说教是不行的,首先必须抓到引起这次大疫的元凶。它多半是鼠疫,但不抓到鼠疫杆菌这个真凶,是不能下结论的。

按照当时西医学界的主流观点,鼠疫是由

老鼠传染的,老鼠是唯一的传染源。赶到哈尔滨疫区的一名日本专家解剖了近300只老鼠,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他因此断定:此疫非鼠疫,而是其他疾病。伍连德去拜访他,开始他爱理不理的,因为这家伙虽然还不出名,其导师却是闻名世界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就是这个北里,在全球首先发现了破伤风杆菌,接着又指导学生志贺发现了志贺氏菌,特别是在世界第三次鼠疫流行期间的1894年首先发现了鼠疫杆菌,成为鼠疫研究的鼻祖。狐假虎威,徒假师威,北里的这位高徒非常自信,压根儿没把伍连德放在眼里。伍连德用英语与他交流,不得不亮出自己剑桥大学博士的身份,他的狂傲才稍有收敛。伍连德分析说:“目前哈尔滨零下20度以下,老鼠一般都会藏在洞穴中,靠平时积累的存粮过日子,在洞外活动的时候不会太多,更不可能大规模运动,所以疫情靠老鼠传染的可能性不大。”日本专家以为伍连德同意他的观点了,拉着他去显微镜下看老鼠脏器的标本:“你看,这里面根本没有鼠疫杆菌。所以,可以肯定,这次瘟疫不是鼠疫。”

“不!”伍连德说:“你的研究只能证明老鼠不是传染源,但不能作出不是鼠疫的结论。因为还有可能人传人。”

日本专家接连摇头,连说几个“NO!”“我的导师北里先

生已经作出了权威的判断,鼠疫只能是鼠传人,不可能人传人。消灭鼠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灭鼠。”

见他如此固执,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唯有拿出人传人的证据来。

伍连德首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得知傅家甸最早的一个病例来自满洲里,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皮货商人。他贩卖的皮货其实是土拨鼠(即旱獭)皮。因为俄国人喜欢貂皮大衣,而貂皮有限,供不应求,于是便有了用土拨鼠皮冒充貂皮的行当。又因皮毛消毒不严格甚至完全没有消毒,所以土拨鼠皮就可能成为传染源。如果一只土拨鼠有鼠疫,接触其皮毛的人就可能被感染。但是,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要确诊,必须拿到真凭实据。一家旅舍的老板刚死于瘟疫,伍连德赶去调查,问伙计:“是否有皮毛商来住过店?”伙计回忆了一下,回答说:“有过。是七八天前离开的。”伍连德心想,极有可能是这个皮毛商传染给了旅店老板。于是,他决定解剖老板的尸体。

中国自古有“死者为大”之说,尸体不要说被解剖,就是轻易动一下也是犯天条的。当时,伍连德手下有三个助手,除了从天津带来的学生林家瑞外,还有两个当地的医生,他俩完全没有现代医学知识,连自我防护都不懂。听说要解剖尸体,竟吓得魂不附体,不是怕感染,而是怕得罪了鬼神。伍连德想

办法将他俩支开,与林家瑞一起对老板的尸体进行秘密解剖。“哇!”在显微镜下,伍连德从死者的组织中,特别是肺部、心脏组织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用培养基培养,繁殖出茂盛的鼠疫杆菌团。这就足以证明此次大疫就是鼠疫。随后他又从土拨鼠身上发现了鼠疫杆菌,证实了先是土拨鼠传染人,然后再人传人的推断。凡在土拨鼠皮毛这条生意链上的人,都属高危人群。

人传人的鼠疫是一个新的类型,比鼠传人的鼠疫更加凶险,因为它是继发性的,是鼠疫杆菌在人的身上进一步繁殖增生、毒性加重后再传染他人的。鼠传人的鼠疫是腺鼠疫或败血症鼠疫,死亡率为75%;人传人的鼠疫叫肺鼠疫,死亡率为100%。当然,这是学界后来才形成的共识。不过,毫无疑问,在伍连德秘密解剖旅店老板的尸体时,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不同于以往的鼠疫新类型,因为它对人的肺脏毁坏尤为明显,致使人痰中带血最后咯血而死,可称之为肺鼠疫。

 

是否该戴口罩?法国医生赌掉了性命

找到了病原体和传播途径,防疫就能有的放矢了。伍连德筹划的应对措施有:

1.封锁疫区,禁止人员流动,以防疫情扩散;

2.隔离人员,病人与非病人隔离,病人送鼠疫医院救治;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与未接触过的人隔离,前者一律送专

设隔离区观察;

3.给健康人注射疫苗;

4.戴口罩,防止呼吸传播;

5.火化尸体,无论有主、无主尸体,一律火化,消灭尸体传染源。尸体一律由专业收尸队处理,收尸队成员应经过培训;

6.全面消毒,对公共场所、病人居所以及病人活动过的地方重点消毒;

7.组织志愿服务队,经培训后参与防疫工作。进家入户,逐日登记、逐人记录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处理;

8.组织宣传队,通过散发传单和宣讲,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安定民心;

9.请求朝廷和东三省总督增派士兵和医生支援哈尔滨防疫。

订措施不容易,要落实难上难。千难万难,简单概括就是要啥没啥: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药没药……比如鼠疫疫苗就没有,鼠疫和炭疽专家、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董树林说:

当时控制鼠疫还是采取综合性措施,隔离啊,那时候还没有疫苗。他(伍连德)讲他自己也做了疫苗,1910年鼠疫的疫苗,他做了可能也是死疫苗,因为(世界上最早的鼠疫活疫苗)法国“阿丁”疫苗和马达加斯加E.V疫苗,这2个疫苗的毒种都是在1929年、1930年以后才使用的,所以1910年他还没有(这两个毒种),活疫苗没有,他可能是自己做的死疫苗,就是把鼠疫杆菌培养后杀死给人

进行免疫,这个用得不多。

除了物质上的困难,更有思想观念上、学术观点上的冲突与分歧。比如尸体火化,就有悖中国土葬的传统。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即祭祀,戎即军事。而祭祀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遵守葬礼葬制,什么身份用多大的棺、多大的椁,陪葬多少,墓修多高,等等这些,是上了《礼记》的,且历朝历代都有详细规定。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按儒家典籍来办,但民间也有民间的规矩,按照传统丧葬习俗,先辈死后,尸体要在家里停放3天,供后人和亲属悼念,有条件的还要请戏班子来唱戏,请和尚、道士来念经。出殡时,要请吹鼓手班子来吹打,所有亲属一律披麻戴孝,一人穿一身白色孝衣,送葬队伍像一条白龙迤逦缓缓向墓地移动,一路鞭炮开路、喇叭呜咽、冥钱飞舞、哭声不绝,队伍越长,排场越大,越能表达对死者的尊重,越显得主人有面子。即使穷得叮当响,卖身为奴也得把先人葬了,起码得让他入土为安。现在你伍连德先生要把这个风俗废了,要搞火化,让死者的躯体变成一缕青烟,岂不是要死者成为孤魂野鬼?不仅享受不到后辈的供奉,而且投胎也找不到门。在封建社会,只有乱臣贼子才被焚尸扬灰。火葬的阻力,要说多大有多大。

再比如戴口罩,如今口罩已

是防病的必备之物,可在100多年前口罩却是稀罕的“怪物”。当时,伍连德亲自设计了一种被称为“伍氏口罩”的加厚口罩,以防人群通过呼吸交叉传染。可民众、警察都不接受。好好一个人,口上兜一块白布干嘛?像个妖精。你给他讲致病微生物,讲鼠疫杆菌,讲传染途径,苦口婆心,可这些文盲压根儿听不懂,照样我行我素。能够立竿见影教育他们的,是身边人的死。几名警察一起去抬死尸,戴了口罩的没死,死的都是没戴口罩的。乖乖!看来这块白布还真有点用。其实,反对戴口罩最坚决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抱着葫芦不开瓢的“一根筋”专家,包括上述那个日本专家在内。他们坚信:鼠疫鼻祖北里大师说了,鼠疫是鼠传人,不可能人传人,戴口罩没用。

要战胜鼠疫,不仅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还必须取得外国人的支持。日俄战争后,东北的经济命脉控制在日、俄这两个帝国手里,且两国在东北都有驻军,清廷委派的总督、巡抚是半个傀儡。在北满,基本上是俄国说了算。伍连德在哈尔滨要办成事,绕不过俄国这道坎。他拜访了全权代表俄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以及医学专家依沙恩斯基。也许因为俄国的侨民在哈尔滨死得太多了,而其医学专家又束手无策的缘故,霍尔瓦特和依沙恩斯基都

低下了高昂的头,在听了伍连德对此次鼠疫是一种新的人传人的肺鼠疫的分析和判断后,表示拥护他拟采取的措施,并且主动提供1300节带取暖设施的车厢,供伍连德用于隔离那些与病人接触过的人。

有了当地政府和俄国人的支持,伍连德急需朝廷在物力、人力方面的支援,特别是需要懂现代医学的西医人手。

1911年1月2日,朝廷派来的“援军”到了哈尔滨,可惜其中只有一名医生。他是45岁的法国医生梅斯尼,时任天津军医学堂的监督、首席教授。伍连德实指望来一个帮忙的,未曾想盼来一个添乱的。首先是现场指挥权的问题。照说伍连德是总医官,现场应该由他说了算。可梅斯尼是天津军医学堂监督,而伍连德只是副监督,他便以监督的身份指手画脚开了,要求伍连德听他的。如果两人一条心,这倒没有啥,偏偏在对疫情的认识上,两人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位梅斯尼教授与前面那位日本专家一样,死抱着北里柴三郎的观点不放,非常武断地认为,鼠疫只有鼠传人,没有什么人传人之说。对伍连德通过解剖得出的科学结论,他懒得听,更懒得看,反而指责伍连德是以下犯上,蔑视他的权威。因此,他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伍连德制定的大部分防疫措施,尤其反对戴口罩,认为是方枘圆凿,不对症,口罩

能防住老鼠身上的跳蚤吗?梅斯尼的职位高,是首席教授,又比伍连德年长13岁,他这么一打“横炮”,对伍连德的威信造成重大打击,让他没法工作了。伍连德不得不如实向防疫大臣施肇基报告,尤其是对疫情的性质是人传人的肺鼠疫这一点,表示这是科学结论,绝不让步,否则,将会死更多的人。施肇基是个明白人,经请示朝廷,重申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同时免去了梅斯尼的相关职务。

梅斯尼被免了职,但他不服气,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为了与伍连德争一个是非胜负,他主动到俄国人开的医院里去工作。他浑身上下都防护得很严,以防跳蚤叮咬,却坚决不戴口罩。很不幸,他很快就为自己的傲慢和固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11年1月5日,他一切正常;8日开始头痛,发烧;9日凌晨出现咳嗽,痰中带血,他感染了鼠疫;10日,俄国医生为之注射免疫血清,连续抢救24小时,无效;11日,他开始大量咯血,失去意识,死去。在他的血中检测出鼠疫杆菌。这一天,是他到达哈尔滨的第9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

梅斯尼用他的死来证明了伍连德对疫情判断的正确。这个代价过于昂贵了,但科学从来是容不得傲慢与偏见的。那个日本专家也因而沉默不语了。伍连德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哈

尔滨的官商军民尊为神的化身,相信他才是唯一可以挽救他们性命的人。许多过去很难办的事变得容易起来。好!既然大家愿意听我的,就一切按我制定的预案办。首先,人人都把口罩戴起来。没有的,免费发。他开了一个口罩厂,专门生产口罩。其次,把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派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经过卫生培训的600名警察)入户登记和消毒……清廷从长春调来1160余名官兵给伍连德指挥,用于封锁疫区。

伍连德预案上的各项措施,一条一条在逐步落实,包括最难落实的尸体火化这一条。如前所述,老百姓对火葬的抵触情绪很大,虽然宣传工作做到了每家每户,但许多人还是想不通。不过在事实的教育下,不通也得通。眼看去送葬哭丧的人感染鼠疫死了,谁还敢去?再说,天寒地冻,哈尔滨的冻土层足有1米多厚,一镢头下去就一个白印,跟砸在石头上差不多,你总不能用打眼放炮的方法来挖墓穴吧!再说,大疫中一下死了那么多人,你到哪儿去找抬棺、掘墓的人?形势总是比人强。在生命受到鼠疫严重威胁的形势下,硬要按传统习俗办丧事,无异于自我殉葬。是要命?还是要随俗?人们选择了听伍连德的。

伍连德组织了一支专门的收尸队,在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后,将有主、无主的尸体都装进

棺材,运到指定地点。每100副棺材放一堆,到1911年1月31日已经堆放22堆,共2200具尸体。这天是夏历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下令在棺材堆上泼上煤油,然后放火焚尸。他鼓励居民大放鞭炮,送亡灵远行,同时也给这个死气沉沉的春节添些许生气,另外,据说鞭炮的硝烟味对杀灭鼠疫杆菌有所帮助。熊熊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2200具尸体连同他们生前污染过的物品一起化为灰烬。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月6日,即这次火葬六天后,俄国派来防疫的医务总监马里诺夫斯基到达哈尔滨,立即效仿伍连德的做法,对病死的1416名俄国人一律火葬,其中1002具尸体原已土葬,也被挖出焚烧。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在这次集体火葬之后,哈尔滨疫区的死亡人数开始一天天下降。从3月1日开始,再无一例死亡和感染。在连续一周没有感染病例后,伍连德给朝廷报捷。

3月1日,是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67天。

在那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仅用67天就阻止了鼠疫的流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次鼠疫,东北死亡6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以上,其中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地区死亡7200余人,4个人中间就有1个死去。

参加此次防

疫的各类人员共有2943名,其中297名因感染致死。死得最多的是“救护车”(多为马车)司机,150人中死了69人。另外,参加防疫的中医死亡率也很高,当地中医9名,死了4名;从长春派来的31名中医,死了17人。死亡的医生大多是不听伍连德戴口罩的劝告而被感染的。他们是为防疫而死的,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并永远纪念他们。

 

“鼠疫斗士”与“医学进士”

1911年4月3日,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墨等11国和中国的34名鼠疫专家齐聚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年轻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号称“鼠疫鼻祖”的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专家还有全绍清和方擎,他们参与了哈尔滨防疫战的后期工作(也是8年后成立的中央防疫处的骨干成员),其中全绍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2号人物,获德皇授予的“铁十字勋章”。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伍连德对人传人的肺鼠疫的发现和认识得到会议公认,丰富了鼠疫的理论。《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书》长达500页,是鼠疫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世界上首次由华人担任大会主席的学术会议。对此,梁启超作如是评价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这一年,伍连德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荣誉称号。清廷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变通办法,由宣统皇帝赐封他为“医学进士”。

1913年,《柳叶刀》(《Lancet》)杂志发表了伍连德关于肺鼠疫的文章,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人。

1926年,伍连德出版了长达480页的英文版《肺鼠疫研究》,全面阐述了他的肺鼠疫学说。此书被国际学者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伍连德对中国的贡献远超出了鼠疫研究的范围。他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让他们出资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他是中华医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担任会长;中国的海关检疫制度,最早也是根据他的建议建立起来的。他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上海的寓所遭日军飞机轰炸,妻子因之去世,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的槟城。根据他在剑桥大学的师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的建议,他用英文写成了《“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请注意,他在自传中已经明确

声称自己是“中国医生”,而没有用“华侨医生”或“华裔医生”的称谓。此书出版后不到一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1岁。1960年1月27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专文悼念这位“流行病的英勇斗士”,指出:“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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