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二次转发v2.1
appId:wxd7e8e0b69307cd03,noncestr=688cea577ea246a79dc2b7b8f16fc296,time=1607089383,shareUrl=https://wap.cmread.com/r/348008459/348008461.htm?ln=31_478305_97694945_14_1_L3L4L9&nid=41074473&purl=%2Fr%2Fl%2Fv.jsp%3Famp%3Bnid%3D39646036%26nid%3D41074473%26srsc%3D1%26page%3D1%26bid%3D348008459&page=1&vt=2,signature=a028d5e2feaaf20ad9ee88d89681647026a38f0f
isshowflow:1,,
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目录
 
夜间
A+
A-
详情 加入书架
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毛丹
第一章 浙江村庄的大转型
一、 村庄转型: 一个观察农村变迁的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与转型的30年实践,正在冲击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农业与农民理论。有些冲击显在而有趣,足以直接改变成见。例如,通常认为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时代的国家或地区,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改造会充满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震荡,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瓶颈;基本结局则是农村衰落,大批农民转移为城市人口,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减少并经历现代化改造。但是,中国农村改革却是整个国家改革中最活跃的部分,农村30年间的进步总体上也并没有伴生农村衰落现象,反而有可能趋向于2004年联合国治理理事会“人类居住项目”第19次会议所期望的城乡联结模式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rbanRural Linkag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94—2004. UNHABITAT,2004.;通过农业耕作、非农经济以及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继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尽管大量人口还在农村,但是贫困人口却急速减少。
为此,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把中国视为全球减贫最成功的国家,认为“过去十年,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得到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果”该报告指出: 根据每天108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贫困率仅从1993年的37%降至2002年的30%;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贫困率仅从35%降至32%,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仅从10亿减少到9亿。按照每天215美元贫困线的高标准计算,贫困率仅从78%下降至70%,贫困人口仅从22亿减少到21亿。相比之下,(1) 过去25年,中国农村减贫成就为全球最高。1981—2001年,中国的贫困率从53%降至8%,5亿人摆脱了贫困。(2) 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农村人口减贫。1980—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率从76%降至12%,农村减贫取得成就约为整体成就的四分之三。(3) 农村地区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主要归功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停留在农村地区人口的实际贫困率降低,而不是源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研究者具体指出: 1981—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锐减,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农业体制与政策的改革激发了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政府采购价格的提升和部分商品的价格自由化等;部分则得益于高产量杂交水稻对于农业产量的急剧提升(同前,第52页)。此后,改革开创的农村非农经济领域又提供了农业闲置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但是,有些研究者明确认为,纵观全过程,工业和服务业对减贫的贡献不能与农业增长的贡献相提并论(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 82(1),pp142)。。在世行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小农户作用、以农业促发展是明智选择。
然而,也有一些冲击显得影响深远、复杂而足以引发歧见。例如,中国农村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固然应该被赞誉为“静悄悄的革命”或“无声的革命”Goodman, David S. et al.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1994. 刘亚伟编: 《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站在反对过于信任市场力量的角度看,中国农村远未经受布洛维所谓市场化“第三波”的冲击麦克·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仍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能否最终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转型为现代化、城市化国家,仍将取决于能否排除农村面临的风险,包括进一步在农村确立起市场与经济、社会的恰当关系。
这类情况表明,中国农村30年的变化尚有待于系统分析。而且,由于农村的变迁仍处在展开过程中,这种分析一方面是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实践的必要思考形式,另一方面则极具理论生趣和挑战性,甚至分析问题的视角本身都还有待审议。
在研究者现在提供的各种观察农村30年变迁的视角中,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第一种是农业部官员新著《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所代表的朴素归纳类型。该书指出: 30年农村改革,(1) 就主要内容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乡村治理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小城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等”。(2) 就主要成就而言,“中国的农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农村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结束了短缺时代,农业生产结构从种植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带动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促成农民收入的来源多元化和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经济社会进入建设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3) 就主要动力而言,“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构成了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车轮”。(4) 就主要经验而言,包括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循序渐进。(5) 就未来趋势而言,需要从“农”字本身、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全球化背景三个层次考虑“三农”问题,等等。宋洪远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6—40页。
以上归纳显然能够罗列农村30年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项,能粗阔呈现中国农村改革与农村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的特点。不过,相对于中国农村转型复杂的内涵和过程及其面临的新困难或不确定性,这类归纳在理论上是否显得有点简单?
第二种视角,可以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例。该报告提出了“农业国家转型”的概念,其中涉及中国的大量篇幅体现了基于经验与数据之上的概念化描述特征和理论抽象力。该报告认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可划分为三类: (1) 传统农业国——农业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2%;大多数贫困人口(70%)居住在农村。这类国家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其农业转型的主要目标则是加快发展、减少贫困和加强粮食安全。基本议程可以表述为: 提高市场准入,发展现代销售链;实现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力革命,重点帮助糊口型农民进入市场,发展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机制;保障糊口型农民的生计和粮食安全;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而超越农业。(2) 转型中国家——农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7%;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滞留在农村。中国、印度、越南、摩洛哥等国家都属于典型的转型中国家。这类国家农业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农村贫困。基本议程是: 根据城市人口收入增加和饮食结构变化所引发的“超市革命”(即国内消费成为农业的主要需求方,并且大多数农产品通过超市流通),发展新型农业,提倡生产高价值农产品,引导小农从土地密集型作物转向多样化经营;在落后地区推广绿色革命,并为农村留守人口提供安全网,鼓励无地和少地农民从事养殖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促进同城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非农发展,用大量投资提高劳动者技能,帮助他们转入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域。(3) 城市化国家——农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低,平均为5%;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大多数拉美国家、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类国家,以农业促发展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其总体目标是把小农户与新的食品市场联系起来,并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其基本议程则是: 将小农引入新的粮食市场,让小农通过获得土地、研发、培训、技术援助、金融服务和农民组织等途径而获取更多资产;改善糊口型农民的生计,提供社会援助,提供环境服务支付机制以激励环境保护;采取区域性办法创造在农村就业和投资的机会。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5—243页。
世行发展报告的分析框架及其描述中国的部分,足以帮助我们认识到: 中国农村在30年间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国向转型中国家的跨越,并将继续迈向城市化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所采取的体制和政策的改革,充分发挥了促进农村、农业、农民转型的作用。整个改革吻合“以农业促发展”的战略,并且也大体吻合世界银行所提倡的四个政策目标:“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市场和价值链。其次是加快小农进入农业市场的步伐,提高小农户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再次是改善糊口型农业和低技能农村职业的生计和粮食安全。最后是增加农村经济的就业和投资机会,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技能使他们能抓住机会或者成功移民。这些目标共同推动着脱贫的三条途径: 农业耕种、农村就业和移民。”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28页。不过,世行发展报告的分析框架,在我们看来似乎更加适合分析国家层面上关于农业与农村的宏观发展策略,特别是经济发展策略等,不见得很适合于细致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关系、问题细节。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看来,农村,首先是指村庄。所谓农村,它所指涉的人口、土地、组织与文化,在中国首先是与村庄单元联系在一起的,即: 农民大部分还被组织在村庄之中;农业主要发生在村庄所属的土地上;村庄的文化对于农村人口最具有可分享性和纽带作用。
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说,农村、农业、农民的变迁,首先会表现为村庄的变迁,不清楚村庄的问题与前景等于不清楚“三农”问题及其前景。但是,关于农村改革与变迁的讨论,在视角上显然较为忽视村庄转型——近十几年来关于村庄问题的研究则明显集中于村民自治、村庄治理的特定领域。就中国农村30年转型的议题而言,忽略村庄视角意味着至少忽略了三个事实:
一是村庄在过去的农村一向是家庭之上的重要共同体,毛丹: 《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经过1949年以后近30年间国家对农村组织化梳理后积累的行政村建制,更是农村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基本单位——在政治上,行政村是农村基层自治的单元;在经济上,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结束后,农村集体土地归村民集体所有,行政村实际上对农村集体土地有相对最明确的所有权;在文化上,行政村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社区单位。所以,农村不仅首先指村庄,而且现在首先是指行政村所辖的社区、居民和土地等;农村转型首先是村庄转型,村庄的转型则集中呈现农村的变迁。
二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大部分移入城市将有一个漫长过程,因而大量村庄今后仍将长期存在,发挥组织农村人口生活生产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趋向减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80多万个行政村,经过“撤并归”,2007年仍有60多万个行政村。今后几十年内,中国仍然会有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村庄转型仍将是今后农村转型的基本层面和基本问题。
三是国家并非只有单纯减少村庄这一种发展选择。套用2004年联合国治理理事会“人类居住项目”的表述: 虽然在现实条件上农村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于城市,甚至是与城市分离的,但是发展的关键却在于要把城市与农村视为一个系统的两个有机部分,应该通过提升联结城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网络,并且同时通过二级、三级城市(按: 在中国当指城镇、中心村镇等)的中介,形成城市与农村的联结,使城市为农村发展提供市场贸易机会、信息和工作,扮演农村发展的引擎,而农村则为城市生产提供需求。农村与城市的联结,可以被理解为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商品、就业、信息和技术的流动。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rbanRural Linkag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94—2004. UNHABITAT,2004, pp. 35.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务实地面对村庄大量、长期存在的现实,着力发展良性、积极的城乡经济联结和城乡社区衔接,应该是一种合理的发展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国际上很多研究者都重新认识到: 城乡联结是一个重大问题;关于什么是城乡之间的自然联结,以及如何谋求城乡之间积极的互动机制,仍然有许多东西需要研究。 参见Lynch, Kenneth.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p. 179.
基于以上情况,本书选择从村庄转型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与转型,把农村的转型首先、集中理解为村庄的转型。
当然,关于村庄转型,客观上可以从村庄关系、村庄形态等多重角度作出描述和分析。限于能力,本书讨论关系转型并先侧重于村庄外部关系的转型,而暂时延搁形态转型等问题。站在关系转型的角度,本书预备把中国农村30年间的变迁表述为: 村庄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含义是指: (1) 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 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 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由本书所承担的特定任务所决定,这里只集中讨论浙江的村庄转型。但是,由于浙江村庄30年间的转变,被很多人认为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具有某种先发展、先转型的意义,我宁愿把议题表述为“中国村庄的大转型——基于浙江省的情况”。
-  内容来自咪咕阅读  -
上一章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