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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型:浙江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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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型:浙江的城市化进程
史晋川
第1章 浙江城市化的背景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空间配置优化的过程。通过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或地域上的重新划分,城市化在总体上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良性互动。民营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外部环境,对浙江城市化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其间相辅相成。基于这样的认知,本章的任务首先在于从理论上归纳城市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特征,然后考察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本章还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基础进行详细论述,这些内容与后面的专题研究是互相承接的。
一、城市化演进的理论背景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城市发展是呈分散状态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开始迅速崛起。在国家城市化初步实现后,城市化进入质量提升时期,是一种具有以中小城市发展为表象特征,以质量优化为内容,以适应经济与社会高速运行,人与自然、工业化与自然和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市化动力,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动力因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动力结构。城市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在城市产生至工业革命之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城市发展极其缓慢,仅在繁盛的大帝国内才孕育了繁华的大城市和文化古城;而工业革命的推进,大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的兴盛,科技进步更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及农业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现代化生产转变的过程。由此,经济繁荣、现代产业的发展及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城市化过程的必要动力。
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提供充足的剩余食品供城市居民消费,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城市化提供了剩余产品和人口来源,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推动现代城市化进程,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促进大量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造就了大量新兴的工业城市。195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朝着自动化、标准化方向转移,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时代已告结束,城市发展对工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减轻。198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迅速,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升级趋势显著。但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第三产业主要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工业的发展、分工与联系,对第三产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城市的扩大,为新产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目前,在传统的商业、餐饮业、交通等行业繁荣的同时,信息服务、咨询、旅游等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成为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取消了城市中第二产业创造的财富,第三产业将迅即枯萎”。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一直是各城市学科的研究重点之一。1990年以来的新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由单纯的自上而下城市化经20世纪80年代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二元城市化道路,向多元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转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宁越敏从城市化的资本来源区分中国城市化动力,认为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政府、企业、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周一星和曹广忠认为近20年来,城市化的推动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吸引外资和吸引内资对推进城市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薛凤旋等人明确提出外资已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新动力,提出对“外向型城市化”的讨论。宁登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来源取决于外生系统的输入和内生系统的变革,形成外生城市化和内生城市化动力机制。
(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通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也较低。可以说,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城市化实现的历史。关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运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借助文字、图形、表格、数学模型等种种手段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钱纳里对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市化水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具体而言,人均收入超过500美元(1964年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超过700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工业中雇用的劳动力超过初级生产部门;当收入水平超过2000美元时,这些过渡过程才告结束。
另据雷诺德1979年对111个国家的抽查,得出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人均收入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城市化水平也就随之相应提高。例如,当人均GNP约有25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低于25%;当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达到50%左右;当人均GNP≥5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
而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学者张宏霖则研究了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试图运用时间序列和跨地区数据解释全国省一级城市化的主要特征。他首先通过表格分析辨别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区城市化的差异特点;然后建立了一个模型,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城市化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增长是否是其本身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结果;此外,他还利用跨地区数据,分1978—1988年、1988—1998年两个独立时期,仔细研究了省级城市化模式,并执行特定检验测试同方差性和外生性的存在与否。
方程的评估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有显著以及正向的影响,而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服务业的转移促进了城市化增长。时间序列的正值系数表明随时间增长的城市化是由收入增长和部门转变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张宏霖还建立了一个利用跨地区数据的省级城市化模型。结果表明,省级城市化增长是由该省经济发展和产品部门结构所决定的。一省的地理状况和历史发展对其城市化有重要影响,但是根据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核算的该省经济的开放程度对城市化几乎没有影响。
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有关学者也做过实证研究。通过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周一星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相关,即
Y=4055lo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水平;X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为美元/人。
公式说明,城市化水平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趋缓。进一步分析,这一曲线可以分为三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5000美元),已进入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阶段,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5000美元),由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不大,但是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很大。
在我国,具有实际意义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城市化虽有缓慢进展,但一方面它缺乏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发展这一基本的产业基础,无法正常而有效地推进,另一方面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尚处于不被重视、波折反复和“自生自灭”的状态。
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浙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既是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促进资源更自由流动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一些历史特征的影响。这一部分试图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征出发来阐述浙江城市化的历史背景。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受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国家整体军事战略的影响,浙江省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除杭州及一些内陆城市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以外,地处沿海海防前线的城市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随着上述城市基础设施负荷的增加,建设投资向内地和发展县级支农工业转移,城市发展以县城及一些内地城镇为主体。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城市化水平进程是相当缓慢的,且随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而时涨时落。到197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仅1405%,设市城市为3个,城镇数量为167个(刘亭、倪树高,1996)。
很多学者又对计划经济时期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作了进一步划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浙江省城市化进程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为正常的上升发展阶段,包括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和其后的“一五”时期。第二阶段(1958—1965)为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阶段,且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时期,即1958—1960年以“超前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非正常的发展时期和1961—1965年人口城市化发展由前一阶段的急剧上升转为急剧下降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7)为城市化发展进程基本处于徘徊和停滞阶段(李建中,1999;黄勇、杨周顺,2000;许晓华、章明卓,2003)。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主要受到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影响,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建设等基本上依赖高度集权的计划配置机制。城市以重化工业项目为主,第三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城乡人口转移被阻隔;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其机制如图11所示。
图1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机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
1.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社会状况
1949年,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149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为:6849∶801∶2350;1978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1237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为:3806∶4325∶1869;2000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603634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为:1100∶5274∶3626。1950—1978年,浙江经济总量增长了593倍,1979—2000年,浙江经济总量增长了1424倍。考察浙江经济发展的这一历程,基本结论是:浙江目前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取得的;而在这20多年中,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是伴随乡村工业的崛起实现的,以乡村工业崛起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进程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
(1)经济水平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浙江一直不是国家重点投资区域。1953—1978年,全省国有单位投资仅占全国的15%,其中1978年投资1227亿元,占全国的份额也不到29%。另一方面,浙江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条件欠佳,缺煤少油,能源、原材料匮乏。1978年,全省采掘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0%,原材料工业占90%,原煤产量只占全国的03%,生铁产量占08%,且基本不产石油。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走省内循环的路子,因此浙江经济尽管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7%,低于61%的全国平均水平;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8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
从全国来看,1978年浙江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位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游: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1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16位。
另外,198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11位,地方财政收入居全国第12位,货物周转量居全国第1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13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邮电业务总量均居第11位。各项指标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2)经济结构
与较弱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78年,尽管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一产业,但农业增加值仍高于工业(见图12)。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构成情况来看,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更是高达75%。
图12改革开放初浙江GDP和劳动力的产业构成
在农村经济结构中,仍以种养业等传统农业为主。1978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为9872亿元,其中种养业产值6571亿元,占666%;工业产值2148亿元,占218%;建筑业产值638亿元,占65%;运输业产值09亿元,占09%;商业饮食业产值425亿元,占43%。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传统种养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近九成,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仅占11%。
(3)经济成分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三纯”和“穷过渡”,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据省统计局测算,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43%,非公有制经济占57%,非公有部分主要属于农民个体种养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而在全省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3142个,占147%;集体所有制企业18166个,占853%;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8103亿元,集体工业产值5108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613%和387%,两者合计为100%。在集体工业产值中,又以城镇集体工业为主,其产值为2991亿元,占556%;农村集体工业产值2117亿元,占444%。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商品销售也同样呈现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的格局,前者国有经济占528%,集体经济占366%,合计比重894%;后者国有经济占413%,集体经济占535%,合计比重为948%。
(4)城乡差异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我国通过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就业、住房、口粮供给、教育等其他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严格控制城乡间的人口迁移,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全省有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地级城市,建制镇167个,市镇人口527万,占总人口的145%;乡村人口3224万人,占总人口的855%。城乡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占全省145%的城镇人口创造了全省576%的社会总产值。城乡产业结构反差明显,城镇发展以工业为主,1978年其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825%,工业从业人员比重达485%;而农村基本上是单一经营种养业,广大农村人口几乎被隔绝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村劳动力中工业从业人员仅占8%左右。此外,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城镇也明显比农村发达,三者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城镇分别比农村高35、14和09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工业生产的内部情况,城乡间在行业结构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特别是在技术装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城乡工业发展差距明显。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的建设,至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建材、化工、食品、纺织、电力、燃料、造纸、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生产基本分布于城镇,城市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4%。相对于城镇工业,农村工业行业分布面较窄,主要集中在机械(农机制造和修理)、建材、纺织、化工等行业,1978年“社办行业”中,这四个行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285%、212%、196%和91%,四个行业产值所占比重高达784%。而且农村工业以手工业为主,技术装备原始,劳动生产率低下,发展缓慢。1978年,全省工业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原值农村社办企业仅5万元;农村工业劳动生产率仅1681元/人,不及城镇工业劳动生产率7288元/人的1/4。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经济基础较弱,经济结构不合理,尤其农村基本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阶段。
2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微观经济运行主体逐步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在农村工业化的强力推动下,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上下推进、内外结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①自下而上、依靠乡镇和农村经济,以当地民间资金为主的投入发展型;②自上而下——国家投资开发型;③自外而上——吸引外资开发型;④自内而上——吸引内资开发建设型,如浙南沿海的龙港镇;⑤综合型,如利用股份制集资建设、依托旅游兴市、利用贸易兴市等(刘亭、倪树高,1996)。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0),是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利用高速的工业化建立城市化的经济动力,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第二阶段(1991—1999),是城市化的展开阶段,以工业化为主动力,配套提高与完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一批中小城市,促进大城市的发育和扩展。2000年以来,浙江开始了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即城市扩张阶段,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的集聚功能,以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1)。
上述研究,均着重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推进浙江省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一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增长,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二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化市场兴起,推进了浙江省工业化进程,并促使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迅速向所在地域集聚,这既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也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三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障碍,建成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新机制,如改革户籍制度、建设特色工业园区、建立城镇土地收储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和城建投融资体制、调整行政区划等(许晓华、章明卓,2003);四是得益于毗邻国际型大都市上海的良好区位优势(黄勇、杨周顺,2000)。
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浙江省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导的。这种城市化道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大中城市偏少、偏小,且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弱,而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但布局分散、层次较低,即城市化走的是粗放型的道路,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不足;二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土地浪费严重,环境质量下降。随着浙江省经济发展日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上述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断凸显。
针对浙江省城市化的未来发展,黄勇、朱磊(2003)在借鉴国外发达地区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长三角地区(包括浙江省)已具备了大都市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乡村工业化和大量经济强镇的兴起成为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史晋川、谢瑞平(2003)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了市场一体化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将有利于大都市区的进一步发展,并推进浙江省的城市化模式和战略的积极转变。
三、城市化进程的现实基础
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受制于纵横两组因素的影响。从纵向的角度看,民营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四个浙江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对城市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横向的角度看,首先长三角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互动与浙江的城市化紧密相关,其次浙江省内本身的地区差异性也从多方面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这两组因素构成了浙江城市化进程的现实基础。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发展特征与城市化
1民营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推进体制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各领域和各方面建立市场体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中首先发展的是民营经济。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且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制度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活跃和繁荣,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也就没有新兴城市的建立,也没有一些中小城市的扩大和建设。这样的城市不胜枚举。可见,民营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2002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外商和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15%(其中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贡献13个百分点,在其他产业的增加值中贡献2个百分点);广义的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64%左右。
浙江是依靠民营经济推动城市化的典型。截至2001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达200万户,从业人员超过800万人,注册资金超过2000亿元。其中私营企业60多万家,占全省企业数的99%。在浙江省6700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民营经济占据半壁江山。所以,近十多年浙江城市化明显加速,不仅有像义乌这样的小城市迅速崛起壮大,而且有像龙港、横店这样的明星城镇异军突起。这些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是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式演进的主要特点:
一是每个企业群落都有一个企业空间分布密度特别高的“内核”。内核所占据的空间范围虽然不大,但却集中了大部分优秀企业和群落的主要经济功能。离企业群落核心部位的半径距离越远,企业的空间分布密度就越低。
二是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生产经营始终围绕特定的专业部门展开。其专业领域的宽泛或狭窄与企业群落的规模有某种关联性。一般而言,企业群落规模越大,其专业领域的跨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企业群落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分工纵向深化和分工外延横向扩展的过程。
三是以专业市场为依托。每一个发育成熟的企业群落都有一个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群落与专业市场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共生关系,专业市场的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决定企业群落的发展规模与水平,企业群落的发展亦反向决定专业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展。浙江乡村企业从分散向群落式集聚的演进,不仅重新获得了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基础,而且使长期“闭塞”的城乡社会结构出现松动,城市化发展的结构内趋力得到释放。
浙江民营企业的群落式集聚直接导致了人口的集中和城市的产生,这与世界几百年工业化过程的历史规律并无二致。但导源于此的浙江城市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又可以分为如下三个特征化的阶段。
(1)民间自发造城阶段
凭着机制灵活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经营者特有的精明与务实,浙江民营企业快速跨越了原始粗放的发展阶段,经营规模、技术手段、管理方式逐步提升,有的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民营企业与外界人员的物资、信息交流日益频繁,交往的空间半径日益扩大,内容层次也日益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进程加速,国外企业也大量涌进国内市场,使民营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此情况下,偏居一隅的空间环境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障碍,
与国内外大企业竞争时
单打独斗也难以取得优势。因此,向供水供电、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好及人员、物资、信息、商品交易方便的城镇集聚,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军团联手应对市场竞争,就成为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谋求更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民营企业的集聚发展要求最终形成对旧城乡体制的一次重大冲击,导致了一场在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自发造城运动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首先在浙江温州由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场造城进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龙港会聚了一大群民营化纤织造企业,柳市会聚了一大群民营电器制造企业,桥头会聚了一大群民营纽扣制造企业,各具特色的农民工商城市成为不同专业类型的民营企业群落的集聚中心。
(2)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建设阶段
温州农民的自发造城运动和民营企业群落式集聚,实质上是温州农民摸索出的一条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民营企业的新路子。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建设小城镇和特色工业集聚区的热潮。到1991年底,浙江全省小城镇数量达到700多个,比1985年增加了近两倍。同时一批有较强专业特色和经济辐射功能的新型工商业城市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民营企业集聚发展中心,如轻纺城柯桥、小商品城义乌、五金城永康等。温州民间自发造城意味着传统的城镇发展战略和城镇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放弃了长期实行的限制城镇规模的发展原则,城镇发展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第二,明确鼓励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成长于传统计划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之外的新型城镇的存在。第三,公开赋予农民自由进入小城镇定居就业的权利,取消了对农民在小城镇从事经济活动的身份选择。第四,把农村民营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提并论,积极鼓励引导以小城镇为依托建立民营企业集聚区,理性肯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由于城镇发展在战略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与变革,使长期执行的“就地办厂”、“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的发展原则首次有了改变。小城镇和特色工业小区的建设避免了农村民营企业朝离散化、乡土化、劣质化方向持续滑进,并逐步转入了群落式集聚发展的轨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内涵。然而客观地分析,小城镇兴起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完全理顺,也并不意味着已消除城市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实际上,小城镇的兴起,只是在旧城镇管理体制下实现民营企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良性互动的一种折中性制度安排,是农村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旧体制发生刚性冲撞的短期结果,是城市发展规律被旧体制挤压变形的产物。在大中城市仍然受国家计划控制,难以对农村企业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小城镇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有不少人认为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模式,这实际上是把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的起步点当成了代表城市化发展方向的终极目标点,把旧城镇体制下农村民营企业对空间布局的阶段性选择当作长远发展过程的理想选择。虽然比起早期农村民营企业的离散布局,小城镇发展和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民营企业的群落式集聚是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但仍然具有过渡和短期的性质。因为毕竟农村小城镇规模过小,经济功能过弱,难以适应民营企业群落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3)民营企业群落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全面开放和快速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经过十几年发展扩张和市场竞争的洗礼,成为稳踞一方市场的强大的地方产业集群,不仅在国内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与整个世界市场渐渐融为一体,一些企业集群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环链,如义乌小商品企业集群出口贸易量连年稳步上升,2002年已达总产值的40%,长年在义乌经商的国外商人达3000多人;义乌商人还在俄罗斯、北非、中东等国家建立了以义乌小商品企业集群为依托的连锁市场;义乌已经由区域性的小商品生产贸易中心发展为国际性的小商品生产批发中心。此外,柯桥轻纺企业集群、永康五金企业集群、嵊州领带企业集群、海宁皮革企业集群等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化程度的生产销售中心。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村小城镇已无法适应企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骨干城市才能为民营企业群落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浙江各地又兴起了“撤县建市”的热潮。到1998年底,全省县级建制市由1995年的18个增加到28个,一大批县级中心城市成为民营企业群落的集聚依托中心,并由此带动了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型城市的全面开放和发展,在浙江城市化史上揭开了最壮观的一幕。
2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工业化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和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1980年到2000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产业增加值从84亿元扩大到3183亿元,增长率居全国前列。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78%,比值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6%骤降到11%,比全国平均降幅高出近1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投入工业的怀抱。2000年底,仅农村工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就达760万人,比1980年增加45%。在加速工业化的推动下,城镇人口逐步上升,城镇数量大量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与1978年相比,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73个百分点。
(1)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浙江选择了一条较为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与工业企业在城市大量兴建,农村人口向城市大举迁移的经典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不同。从历史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通过城市工业化来缓慢推动城市化,70年代后则主要通过加快农村工业化来促进城市化发展。农村工业化是工业在农村不断生成发展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以农村工业化为推力,以乡镇企业集聚地为基础,加快发展小城镇。以农村工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决定了以小城镇发展为重点的分散型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从大处看,这条道路又呈现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浙东北为代表。浙东北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工业基础和城镇基础相对较好。首先,以政府、集体和外资大量投资为原动力,形成了省内主要的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次是农村工业体系,在国内具有轻纺工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形成了城市化的双向运动:一是大城市(杭州、宁波)加快集聚和辐射;二是小城镇加快形成规模。
第二种类型,以浙东南地区为代表,包括温州、台州及金华等地。这些地区受地理环境限制,中心城市基础和城市工业的集聚辐射较弱。这些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股份制企业为投资主体,以专业市场广泛分布的小城镇为重要依托;人口转移以离土不离乡和又离土又离乡、就地转移和异地迁移并存为特征;城市化动力主要来自农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吸力,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类型最具浙江特色。
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变型,浙江各地普遍存在的工业乡土化现象。2000年农村个体工业单位有475万个,从业人员210万人(相当部分亦工亦农),工业总产值3872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3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农村个体工业比重大、家庭工业数量多是浙江工业的一大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个体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40%。诚然,工业乡土化难以引起现代城市的崛起,也存在许多难以避免的布局缺陷和结构缺陷,但作为工业化不可忽略的形成因素,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最终也为城市化发展集聚了物质条件。
(2)新型工业化推动“集约”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正是浙江产业在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省委、省政府顺势应时,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决策。
第一,先进制造业基地初现雏形。从空间布局看,编制实施环杭州湾、温台、金衢丽三大产业带发展规划,环杭州湾产业带“区—带—网”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不断显现,温台沿海产业带“一轴两群三带”的产业布局逐渐成形,金衢丽地区产业带“经济走廊、生态屏障”的发展格局开始形成。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日趋合理。从信息化进程看,传统产业改造力度加大,企业信息化步伐加快。目前,大中型企业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达到20%,重点骨干企业达到50%;80%以上的企业实行计算机辅助设计,80%的连续工艺过程控制实行计算机网络化控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效应明显。从自主创新看,新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11家,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497家,重点科研机构600余家,省级区域创新服务中心72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2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作为“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跨越的重要支撑的创新体系已初步建立。
第二,节能减排成效逐步体现。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四节一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体系,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不断加大管理节能、结构节能、技术节能力度,节能减排的积极效应开始逐步体现。2006年,全省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35%,能耗持续保持在全国的较高水平。2006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09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双下降,特别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扭转了2001年以来连年上升的态势。尤其至2007年上半年,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在2006年下降352%的基础上又下降32%,下降幅度居全国第4位;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同比分别削减248%和405%,下降幅度居各省(区、市)第1位和第4位。
第三,现代服务业取得新发展。一是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2006年全省实现服务业增加值62882亿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金融组织体系日益健全,金融市场逐步完善,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产品更加丰富,金融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物流业发展势头强劲,行业带动作用开始显现;研发、标准、质量、信息等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也逐步增强。三是新兴服务业层出不穷,特别是创意产业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杭州通过打造“中国动漫之都”,初步形成了动漫加工、研发、制作、运营和周边产业开发的产业链;宁波也成立了创意产业基地。
3市场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1)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
浙江在市场化进程中担当主力军的是个体私营经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其市场化的启动点为家庭工商业。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当地政府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地区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解释员”。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后,温台地区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改造。股份合作制部分替代了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使市场交易费用部分被内部化了,还可以从相关政策中获取一定的制度租,更便于政府的引导、管理和监督。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经济责任的无限性和内部产权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股份合作企业就陆续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产业链开始向省外甚至国外延伸,更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都得以提升。
①市场化中的要素整合与城市化。
城市经济的发展,依托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效应,依托于市场本身的带动和促进,依托于围绕市场所形成的第三产业群体。市场的发展壮大,在促使第三产业群体发育为城市主导产业的同时,沟通了经济区域内部及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打破了阻碍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使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顺畅流通,促进各区域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集市、常设零售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等在演进中并存,市场功能由低级到高级,市场性质由简单到复杂。市场的空间集聚和扩散、分异和组合,体现了市场化的需求,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
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密不可分。如果土地使用权不可交易,个体家庭工业的规模就难以扩张;如果可以交易,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属性,就没有发生空间的流动,农村工业只能分散在农村地域空间,无法形成城市化;如果土地既可以交易,又可以从农用土地(集体所有)转变为城市用地(国有),那么农村地域才有可能向城市地域转变。土地使用权交易并改变用途和所有权属性,这其实就是城市扩张的过程。
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土地使用权流转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发挥了区域优势,培育了一批有特色的农业支柱产业。在浙江龙游县,粮经比例由前几年的724∶276调整到662∶338;竹、牧、渔等非种植业比重由前几年的35%上升到55%;农民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比重由前几年的15%增加到25%。同时,还推进了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调查发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难以实施其对小规模、分散经营主体的有效带动。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要提高农业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说到底,土地流转加快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随着效益农业的发展,土地使用权价值不断上升,并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实现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至2000年底,浙江省仅工商企业投资发展效益农业有3400多家,投资额达到106亿元。这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到了现代农业的曙光,将进一步引发一场深刻的农业产业革命。
已有的国内研究表明,工业化、城市化引发了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也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相互反馈效应。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表现得很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流动劳动力11345万,1990年上升到34128万,2000年达到144391万。1982—2000年,流动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152%。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4年的4176%,年平均增长率达325%。
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是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同时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东部比较发达的省区的浙江省城市化发展迅速,并相继形成了以绍兴市柯桥镇为代表的“宁绍城市化模式”和以温州市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城市化模式”。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大大促进了柯桥、柳市两镇的城市化发展。以柳市镇为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建成区二、三产业的转移,建成区人口集聚明显,建成区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据统计,1992—1999年,柳市镇建成区人口由32万人增加到54万人,增长了6715%;相应的,城市化水平由3593%提高到5588%,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5%。
浙江省市场化促进城市化要素组合的另一个例子是浙江民间金融的发达。浙江是中国民间金融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据权威机构估计,目前整个浙江民间融资规模已达1300亿~1500亿元。《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对各省市区金融生态环境作了总体评价,将全国29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进行评级,对2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作了排名,在“2004年中国城市金融资产质量排名”前10位城市中有7个是属于浙江省的,而在“2005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排名”前10位城市中有6个是属于浙江省的。因此,从总体指标衡量来看,浙江省的金融生态状况较好。而浙江中小企业在面临全世界共同的融资难困境下能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高度发达的民间金融,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金。
民间金融的一个现实证明就是其在绍兴市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绍兴坚持经营城市理念,依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正确处理保护、整治、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扎实推进城市化进程。几年来共投入180亿元,建成了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在这180亿元的投资中,政府财政性投资仅占1%,其他资金则通过开发投资、政策融资等市场化手段和社会捐款获得。政府投资类公司在项目融资市场化、社会化运作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②市场化带动的城市产业化与城市化。
产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市产业化形成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举足轻重。市场是商品流、货币流、信息流、人才流高度集聚的场所,是区域性的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发挥着调节生产和促进交换的功能。市场的兴起,尤其是农村市场网络的发育和完善,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产业协作进一步加强,突出了区域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形成了产业化和城乡资源合理配置的局面,使市场和产业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集聚经济。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4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在浙江省86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75个大小行业,所涉及的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见表11)。
表11浙江中小企业区域集聚经济基本情况
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丽水台州舟山合计
集聚区(个)5763904152415322197110519
总产值(亿元)96358598145964510924735339680235993
从业人员(万人)4108332561234463233021918547417639601
企业总数(万个)151123234293544151380350274740052471
③市场化促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城市化要求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使劳动力的非农化与人口的城市化相协调,实质体现了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从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市场发展来看,市场的繁荣、市场层次的提升、农村市场网络的完善,容纳了大量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就业人口,优化了投资环境,吸纳了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有效地实现了人口、生产要素的集聚和经济的增长。同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壮大,农民在土地承包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的需求改善生产技术,发展生产经营。市场竞争激烈、机制灵活、风险大,农民在参与市场竞争、积极锻炼自身的同时,还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向城市居民看齐,加快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
一是从事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幅较大,近五年尤为明显。近十多年来,浙江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从1994年的98616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6724万人,减少了318%。减幅最大的是嘉兴市,为522%,近五年减少了439%;其次是宁波市,减少了415%,近五年减少了288%;再次是舟山市,减少了402%,近五年减少了345%;减幅最小的是丽水市,为177%,近五年为156%。二是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大幅增长。全省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从1994年的43672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068万人,增长了604%,尤其是近五年增长了572%。增幅最大的金华市,为1189%,也在近五年增幅最大,为1129%;其次是温州市,为895%,近五年为642%;再依次是丽水市、衢州市、宁波市,增幅分别为782%、771%和755%;增幅最小的舟山市为-9%,但近五年是正增长,增幅为301%。全省所辖的11个地市的近五年的增长均高于前五年,平均增幅为58%。三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明显。1994年全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是57∶25∶18,到2004年变为37∶37∶26。第一产业降低了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了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了8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增幅比较大的是金华市、温州市、宁波市和杭州市,增幅较小的是舟山市。
4国际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浙江处于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同时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方面对外深化开放。从1996年开始,浙江省就已成为全国第六大外贸出口口岸。一直以来,浙江省的出口额在全国出口额中都保持着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对内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部署,积极加快其城市化进程(黄玉梅、孙宁华,2007)。
如图13所示描述了全球化时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从这里可以看出,城市化的动力主要包括:工农业的发展需求、国际需求、国家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制度创新。其中前两个因素和浙江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关系十分紧密。
图13全球化时代城市化动力机制
虽然浙江是“资源小省”,但是由于其体制灵活,发展基础较好,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及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需求和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都极大地促进了浙江产业的发展。浙江产业结构呈现出“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的特点。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同时,从政策层面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坚持“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的方针,积极实施多元化,即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出口产品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现已初步形成外贸专业公司、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格局。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2007年,全省进出口额达17684亿美元。
有专家认为,浙江多年的对外开放进程,呈现出“浙江模式”。主要表现为: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其中轻纺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充分体现了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②重市场拓展,轻要素汲取。③以民营经济为外向型经济的微观主体。④初步形成以专业化产业区和专业市场为载体的商品出口模式。这不仅表现为专业化产业区产品的出口,还表现为专业化产业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⑤开放路径由区际化走向国际化。这种由区际化走向国际化的开放战略与政策,一方面促成了浙江区际贸易、民营资本的迅速发展,在短期内将一种半封闭的经济推入开放经济的快车道上;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区域产业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差异化发展,促进了产业和劳动力的集聚,推动了浙江各地城市化发展,更准确地说是城镇化的发展。
(二)区域特征与城市化
1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比较
(1)江苏的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
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其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江苏市场化改革的启动点和改革之初的发展方向。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要求,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地区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并举。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散失。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重新做出安排。1995年以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做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2)上海的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
上海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为国有企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市场化体现了一种中央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内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早期培育起来的市场优势惯性使得上海的轻工业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然而,随着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原先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在竞争中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上海的市场化进程起步虽然比较晚,但进展极快。企业的市场化过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政策并没有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1994年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上海的国有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道,开始成为颇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同时,多元化、高要求的市场体系的建设和逐步完善,使得上海具备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浦东的开发、开放,大量地利用外资,使上海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强劲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上海作为我国与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
(3)江、浙、沪市场化进程的差异
前述市场制度演变的差异,从结果来看,则进一步反映为市场基础、市场化水平的差异。相对于浙江来说,江苏和上海都继承了较多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遗产,并在随后改造为国有企业,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夕,江苏和上海的国有经济均比较发达。1978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只有上海的175%,江苏的398%,这些国有工业在当时成了计划经济的基本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计划经济对浙江的影响明显弱于上海和江苏,并一直深深影响着江、浙、沪三地的市场化进程。根据樊纲、王小鲁主编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相对指数》一书,1999年,江、浙、沪三地的市场化相对指数,浙江最高,江苏次之,上海最低。市场化的差异,从结果表现出来为市场基础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就是在各子区域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的市场基础上,在广度和深度层面上不断提升。
2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实现了从经济小省到经济大省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速度更加迅速,年平均增长率为147%。GDP由1990年的898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5365亿元,成为全国第四经济强省。人均GDP达12037元,仅次于沪、京、津,列全国第4位。但与此同时,浙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却极不平衡,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浙江省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体上来说,城镇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浙东北地区好于浙西南,中心城市好于中小城镇。浙江省科委软科学研究所农村社会指标课题组,根据23个社会经济指标用标准化等方法对1992年全省66个县(市)的社会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社会发展综合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有33个,其中大多数分布在杭嘉甬,整个浙东北地区就有20个,而浙西南地区高于平均水平的总共只有13个。因此,如何通过加快西南部尤其是西南部农村的社会发展,来全面推动整个浙江的社会发展,将是浙江跨世纪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课题。
(1)区域块状经济差异
从历史基础、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及产业结构等诸因素来看,在浙东北环杭州湾地区、浙东南沿海地区、浙中及西南内陆地区这三个区域,产业群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浙东北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等六市。该地区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比较好,产业集群有一定的基础,形成了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产业集群。浙东南包括温州和台州两市,本区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当地民众的创新意识很强,很早就利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发展“专业市场+家庭工场”的农村工业化模式,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发达的产业群。浙中及西南地区包括金华、衢州和丽水三个地市,该区经济基础较差,发展历史短,集群规模也相对较低。浙东北地区产业群发展最好,基本处在发达、较发达水平,而且除港口城市舟山外,区内各市之间的差异较小。浙东南的温州和台州集群也较为发达、平衡。浙中及西南产业群虽然也有一些较为发达,如金华的永康,但在全省中集群规模仍处于末尾,且区内发展差距较大,欠发达区县占该地区2/3。浙中及西南内陆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在全省最弱,区内差异也最明显。
①浙东北区域。浙东北区域内的六市都形成了规模庞大、较为出名的集群经济,使得东北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得分位居区域之首。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较高,科教、文化集聚力较强,科技人才多,劳动力平均科技文化水平较高,教育体系发达,教育现代化水平高,人才整体素质高;宁波教育体系也相对较发达,人才竞争力强,教育现代化水平较高;绍兴毗邻宁波与杭州,文化竞争力强,产业特色明显,开放程度较高。这些人们所共识的因素使得浙东北的基础设施水平及人的现代化水平也都位居区域之首。
②浙东南区域。从地形条件来看,本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地区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由于工业基础、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薄弱,再加上远离全国及全省的政治中心,因此当地民众的创新意识很强,很早就利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发展“专业市场+家庭工场”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发展至今也形成了一批较为发达的产业群甚至是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大企业、企业集团,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也名列前茅,与浙东北差距不大,但是其教育体系欠发达,高校较少,教育现代化水平不高,高素质人才较缺,因此其“人的现代化”水平这一指标得分与浙东北相差较大。
③浙中及西南内陆地区。该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差,产业群的发展历史短,因而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2)区域块状经济差异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下列因素:
①地理环境和区位条件。
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仍起重要作用,它影响着开发程度的难易,进而影响着投资效益的大小和区域整体开发水平的高低。浙西南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技术和人才匮乏,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因而影响到资源的开发,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环杭州湾地区毗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受上海的经济辐射强。温台地区位于沿海,港口优势十分明显,海陆交通十分便利,经济起步早,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这是其经济迅速发展的外部原因之一。而舟山位于孤岛,与大陆交通不便,丽水、衢州由于地处内陆,且区内80%以上为山区,修建道路困难,交通不便,信息也较滞后,吸引外界投资能力较弱。如1999年实际利用外资,丽水为215万美元,舟山为869万美元,衢州为1800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地区(杭州为42025万美元,宁波为39956万美元)。
②产业结构的影响。
钱纳里等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各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中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我国经济学家在研究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化时也发现类似的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台州、绍兴等地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幅度都较大;而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丽水、衢州、舟山等地,不但第一产业比重极高,而且降幅极小或反而上升,这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已制约着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小农经济等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具有小生产的封闭保守、墨守成规的观念和意识。因而文化传统在制度创新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③区域经济结构不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份额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而股份制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及港澳台地区投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快速上升,尤其是其中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05年,在全省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809亿元,占285%,比2004年下降1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增加值9556亿元,占715%,比2004年上升12个百分点。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7618亿元,占57%。国有经济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发展受束缚很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比较而言,非国有经济成分则经营自主权大,激励机制到位,经济效益较好,所以市场竞争力强。总的来说,在各个地市的工业经济增长中,所有制构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地区,如宁波、绍兴、温州、金华和台州,其工业经济增长态势要好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地区,如杭州、湖州、嘉兴等。由此看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对各地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尤其以绍兴、温州、金华和台州最为显著,继而影响到区域之间经济差异。
④观念和体制因素。
自然条件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发展最终靠的是人,人的观念影响人的最终行为。因此,思想观念对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较大的影响。相对而言,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大,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一般比较开放,市场意识和商品意识较强,政府的政策相应的也较为开放;而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较浓,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政府部门也较为保守。因此,导致发达的地区更加开放,落后的地区更加闭塞。台州、温州和金华地区原为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开放,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其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展模式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3)省内行政区域变动的模式
至今,浙江有设市城市32个,其中地级市11个(包括杭州、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县级市21个。杭、宁、温三大都市区雏形已现,杭州湾、温台沿海地区将形成城镇连绵区。一些中小城市迅速向大城市迈进,一批中等城市也将出现。但相对而言,浙江省城市等级体系不完善,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少,城市功能、结构和形态混乱等问题仍很突出。
行政区划是指在国家的领土上,在综合考虑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根据政权架构和职责履行的需要,对行政管理区域的划分和调整。行政区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的调整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生态环境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更能直接影响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地级市不属于正式法定行政区,但它却是省、县二级的中间层,因此“市带县”的行政建制使地级市成为不可或缺的行政级别。省级行政区划相对较为稳定;县、乡二级行政区划调整是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影响面并不大;地级行政区划特别是地级市向来变动较为频繁。因而,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显得尤为敏感和重要。
浙江省近10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快速发展的浙江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与此相对应,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也最为频繁,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除舟山外)都进行了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也反映了浙江省对城市化进程不断适应的过程和政府对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见表12)。
表12浙江省地级市城市化现状及行政调整次数
城市市辖区数量
(个)市辖区面积
(km2)市辖区常住
人口(万人)现状建成面积
(km2)城市人口
(万人)行政区划
调整次数
年份1992200219922002199220021992200219922002
杭州684303607147373682271092222
宁波5610502430107205581275441241
温州23187118756135251153971052
嘉兴2295896873832035217371
湖州0215221522961051528212351
绍兴111013393064153478401
舟山22102810286668519301533520
金华123012045299012491424441
衢州12240235722801627112731
台州0315361422070169601
丽水0215023551668161
全省合计203358171852162613805273758318745912
另外,在乡镇调整方面,到2001年11月底,全省建制镇总数已减少为840个,乡的总数已减少为577个,分别比1999年减少了164个和246个(合计4l0个),乡镇总数下降224个分点。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其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体化”是城乡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景观和社会经济融合的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地、市合并,城乡划线分治”,形成了“市带县”体制。然而在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城乡分隔和“小马拉大车”现象也随之出现,影响了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和整体发展的互补作用。
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农村开始的民营经济已改变了“低、小、散”的形象,它们需要更大的展示舞台,工业化初期“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城乡景观已不能适应乡村的发展需要。小城镇集聚功能不强,致使富裕的农民要冲进“城”去。另一方面,城里的居民要冲出“城”去,寻求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城市产业向郊区辐射、扩散。而城乡分割造成无序竞争,导致城乡土地利用的浪费和城市功能、结构、形态的混乱。因此必须通过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打破城乡分割,逐步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正从“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向“特色工业园区、现代物流、中心城市”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城市化要为参与国际竞争构筑新平台,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成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只有提高大中城市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过去浙江小城镇发展快,大中城市发展相对滞后,而地级市是浙江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因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推进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主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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