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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维度论: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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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维度论: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胡承槐
第一章绪言

马克思认为,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性质相区别,主体性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人是主体,自然(包括社会)是客体。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意义在于它的属人和为人属性,一切非属人的或违反人性的存在,要么是与人没有关系的存在,要么是人要去加以否定的存在。从马克思的这一价值学说出发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它要求我们将总结和概括的重心放在党的活动和建设是如何成就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发育和实现。

一、主体方法论

(一)主体及主体性的基本含义

人是主体,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在人身的自然结构中具有普适一切环境的潜在可能的机体结构和功能,尤其是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感知思维器官和运动效应器官,为把握外部世界、适应和改变外部世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欲望及其满足是主体性的第一规定性。如果说喜怒哀乐是人所呈现的主体性的形象神态,那么欲望的满足及其满足欲望的材料和手段的获取,则构成主体性的现实内容,其中所获取的物质的、经济的材料和手段最具基础性,因为生命存在本身是最大和最高的欲望所求,且人只有在首先满足自己生命存在和延续的要求之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

活动,并且活出欢乐和精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的首要含义指的就是人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及其获取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的主体性提高最为本质的确证。进而,凡是有助于物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必是宏扬主体性的;反之亦然。进一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贯彻运用。

人的主体性的第二个规定性,是人的社会开放性。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个体把握、适应和改变世界,还表现为人通过相互间的协作和分工活动超越个体的器官能力限制而无限地扩大自己生产物质资料的力量。在社会协作、分工和交换体系中,人将他人的短处变成自己的长处,将自己的短处转换为别人的长处;协作、分工和交往体系越是深入、广泛,人类的主体性程度亦就越高。这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第一个含义。人的社会开放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广泛程度和顺畅程度。人是群居性动物,它在社会交往当中愉悦自己,并消除内心的孤独感。比如亲朋交往、社区活动、文化交流、网络平台;又如交往过程中社会等级壁垒的消除,等等。

人是能动的动物,亦是受动的动物。人在展开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

身带有特定时代的技术局限性,在提升人们主体性的同时,亦对主体性作出特定的限制。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和组织一经成立便产生出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力量,产生超越于个体的强制性力量,迫使个体按照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规则的要求和方式来展开自己的活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提升和限制,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它是永恒的;但又趋向于无限接近于解决。其物质和社会的条件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社会平等、公平的无限进步。在这里,人类主体性的提升表现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改进,以提升和释放个体的能量,提升个体的愉悦水平、快乐程度。

人的主体性的第三个规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超越性。在本质上,人是实践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过程,亦是主体性生成的源泉。在人的实践活动力量中包括三大基本要素:主体的意识(包括思维、理性和情感)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和展开活动的技术要素。意识的自由自觉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所在,但人又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束缚之中,不断突破意识的自我束缚和社会束缚,获取更大的自由是人自我的内在追求和实践活动的内在使命。文化在将人提升为人(“文以化

人”)和开通人的社会开放性的同时,亦将人定格为特定文化的“定在”,定格为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文化的这种型塑人的主体性又限定人的主体性的双重特性,要求人的实践活动通过社会文化而不断地改造和发展社会文化;技术不论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技术还是相互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技术,对提升和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命题中可窥见一斑。技术系统的进步表现并推动着实践活动的进步进而确证和推动着人的主体性向前发展。

(二)主体方法论与党的活动和建设

所谓主体方法论,就是按主体的本质规定性,按提升和实现主体性的要求,观察、考察和评价客观对象的方法。主体或主体性尺度,既是理论研究的终极原则,亦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原则。将这一方法论原则引入关于总结政党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中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既为总结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败得失竖立起评价标准,亦为发现、分析和解决党的活动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论基点和方法论路径。

首先,主体方法论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宗旨的实践路径。党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党的宗旨的基本理解。这一理解并

没有什么错误。但从主体方法论的视角来讲,则过于狭隘。主体方法论不仅要求党为人民做事,更为重要的是党要支持和动员人民自己做事。人是主体,主体是能动的、自为的。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成为主体时,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体时,党的宗旨实践才是彻底的,才是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党的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才具有真正可靠的社会物质基础。进而检验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效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人民是否成为主体、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主体。依照这一标准检验或比较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年,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效,答案不言自明。以此标准为基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30年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何以成就斐然,答案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主体方法论为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实现路径。党的意识形态引领的内容是什么,思想解放的核心是什么,是抽象的教条、原则?显然不是。将抽象的教条、原则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强迫人民和党员、干部接受,让我们的党和人民吃足了苦头,殷鉴不远。党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引领,在本质上就是要引导人民成为主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解放自己的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人”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是“自由自觉

”的生命活动,这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解放思想的核心从最终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要不断地解除潜存于个体意识和社会文化中的阻碍人成为自由自觉生命体的意识形态束缚。同时,人是主体,而主体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主体是独立的、自由的,主体间是平等的。依据主体方法论的要求,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意识形态引领、思想教育的唯一正确的路径是理论解释、平等交流、自由讨论,而不是命令式的灌输,更不是政治运动。依据主体方法论原则观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教育工作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取得进步,以及当前所有存在的问题,这一切不是都将变得非常之浅显和明白了吗。

再者,主体方法论要求党的一切领导活动以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为依据。党的领导活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需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为依据,这是党的性质和主体方法论的题中之意。

坚持党的领导活动以人民群众利益和意愿为依据,其第一层含义指党的意志要以人民的意愿为基础。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并不否定党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1)党的意志如何体现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人民群众的

意愿并不是先天的,它是许多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舆论、文化教育、传统等相互共同作用的产物。党的引导作用首先或主要的是引导人民群众的意愿,即在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前对党的意志主张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教育人民群众,使他们产生与党的主张相一致的意愿,使党的主张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两者合一。十分明显,党是用理论主张引导人民群众,而不是用强制力去“引导”人民群众。如此,我们既坚持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又坚持了人民群众意愿的首要性。(2)党的具体政策主张与人民群众的意愿谁是最根本的。党的性质、宗旨,党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即便是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虽经宣传,仍未为人民群众接受时,我们只能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意愿,而决不能进行“超越”。这是保证党不脱离人民群众的一大关键,是主体方法论的要求。

第二层含义是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意愿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别,社会地位、职业、文化水平等的差别,广大人民群众对同一政策问题会产生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意愿。这就要求党:(1)在政策体系层次上以人们的共同意愿为依据,确定政策体系的基本结构。(2)在个别政策上以直接对象的意愿为

主要依据。必须看到,在具体政策内容上不能简单地以所有群体的意愿作为取舍标准。如果否定直接对象群体的特殊意愿,势必出现社会中某一些群体的特殊意愿都无法满足、未得尊重的现象,这显然与我们的前提有悖。间接对象的群体在具体政策上的不同意愿,只能通过整个政策体系各部分政策间的平衡,去协调社会各类群体间的特殊意愿。(3)在政策对象涉及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利益比较时,当取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政策,这既是政策的人道主义要求,政策的公正原则要求,亦是政策需获得多数人拥护的策略要求。

总括起来讲,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以人民群众意愿为基础,就必须:(1)在党的政策问题的认定上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为标准。“群众的情绪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政策问题,从而保证党的活动的实际效用。(2)党的政策的评估要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为基准。政策评估的逻辑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根据自身对政策与其利益予夺的感受,是我们评估政策的基本依据。(3)党的政策内容必须遵循人民群众的意愿。政策目标应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对应,既不能搞“吊胃口”式的高目标,亦不能低于人民群众的一般要求;在政策措施上,应反映人民群众

的建议,吸取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政策步骤上,应根据人民群众愿提供的支持来确定。

最后,主体方法论要求人民和党员成为党的决策的主体。党要保证自己的决策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有人民群众对政策方案的选择机制,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决策中来。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曾指出:“我们尽可能地吸收工人,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刘少奇同志1945年亦曾指出:“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十分遗憾的是,随着革命的巨大胜利,党内骄傲的滋生,使我们在较长时期来忽视了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问题。这是极为深刻的教训。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大门已经打开,参与活动和方式也愈来愈多样化,虽然难说很尽如人意,但进步神速。

二、思想建设的主体维度

从主体方法论的视角审视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其首要的成功经验在思想解放、思想建设中始终坚持主体维度。

改革开

放所遇到的最大思想意识形态阻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遗毒。这一理论的要害在于将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空想化。其主要表现是:(1)教条主义的神化崇拜和“两个凡是”;(2)搞“贫穷”的、“统制”的共产主义经济;(3)推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4)人与人之间无穷尽的政治斗争。这四大表现归纳起来就是悖离人性、悖离常识,扼杀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浙江的巨大收获,是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在理论上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而不能由某种理论或某个人的语录来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绝不能将理论僵化和教条化,更不能将理论作为检验真理和实践的标准。而实践第一观点的确立,首要意义是为浙江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浙江省委于1979年1月召开省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会议郑重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揭批查”:指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结束,

各级党组织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向主体方法论、向常识回归的第一步,亦是对人性尤其是物质生活重要性的最初步承认。

在1979年至1980年间,思想理论上虽已达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在如何发展经济的具体问题上,是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主观意愿,还是依照过去的“理论”标准和“统制”方式限制、框定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这是有波折的。其主要表现是敢不敢于突破传统人民公社体制。比较传统人民公社农业生产体制与现今的土地承包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农民个人有无自主性及自主性程度的高低。敢不敢突破旧的“左”的思想教条的束缚,实际上就是敢不敢还给农民自主性。客观地说,在1980年间,还是“不敢”的思想成分更大一些。当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会议除继续要求“稳定所有制、加强责任制”,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外,对少数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三靠”“三靠”:指“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为了解决农民的温饱,也允许

搞包产到户,从而为家庭联产责任制在浙江的推行开了一个小口子。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依然抱着“包产到户”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偏见和“宁‘左’勿右”的心态,片面强调浙江绝大多数地区不属于“三靠”地区,社队集体经济比较巩固,认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推广“包产到户”,对已经搞了的要求纠正,并且对“包产到户势在必行”的观点进行批评。显然,这些领导干部的看法和做法,与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是相背离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一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只能在私下偷偷地搞包产到户。

转折起端于1981年4月。面对农民群众的呼声,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反复学习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认真听取各地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自觉清理指导农村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会议最后尽管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搞包产到户没有松口允诺,但对前一段不赞成联产到户和在非“三靠”地区“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在推行“包产(干)到户”仍有可能在政治上被认为犯路线错误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浙江省委却自觉地对推行“包产到户”不积极、力度不足而作自我批评,这是一种何等的政治胸怀,何等的思想认识高度!从中也可窥见当时浙江地方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人民

群众真实的思想状况,远比公开表露出来的样态要解放得多。这一自我批评在浙江此后的20多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有着重大的示范性效应:“左”和保守并不是政治正确和政治保险的万能药方,“左”和保守同样可能犯错误,同样要做检查、做自我批评。会议之后,各地领导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开始转向支持“双包”“双包”:指“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并主动加强了领导,从而使“双包”责任制从贫困地区迅速向中间地带发展。在当年的7、8、9三个月,浙江农村形成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高潮。这年10月,全省已有401%的生产队实行“双包”责任制,其中温州地区达693%。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地区较低,其中宁波地区仅为155%。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当年1号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为“双包”正了名,上了姓“社”的“户口”,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亦打消了“宁‘左’勿右”者们的顾虑。1982年上半年,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春粮、早稻都获得了大幅度增产,农村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联产比不联产好,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好”。在

这样的背景下,当年8月,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尊重多数群众的意愿,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交给群众”。并以鲜明的态度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也要推行这种责任制。会后,各级领导普遍由被动变主动,许多干部从“不通、不懂、不管”转为积极支持群众的改革行动,随之在全省出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高潮。到1983年春,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发展到947%。参见:《浙江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1981年的4月会议和1982年的8月会议是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如果说,4月会议表明了干部们思想保守,抱着教条不放,在政治上并不保险也要作自我批评的话;8月会议则表明,尊重群众的意愿,推行合乎群众利益要求的改革,将选择权交还给群众,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它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这两次会议之后,在浙江省各级党的组织、政府机构和干部群众中基本形成一个集体意识:坚持实践标准,尊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意愿;领导干部不仅不能成为人民和党员实践精神的绊脚石,不能成为群众利益要求和意愿的阻碍,而且必须成为群众实现自己利

益要求和意愿的引导者、参谋者和保护者。此后,浙江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基本不曾出现大的阻力和反复,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所形成的这一集体意识。不论是在发展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改革方面,还是在发展市场体系方面,浙江总是能坚持尊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精神,即使是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间亦不曾动摇。诚如李泽民同志在1993年12月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阐述下一五年工作思路时所说的那样: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创造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浙江的实际相结合,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无穷的创造力,保护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加快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以体制与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最终实现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参见:《浙江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1979年至1982年间,浙江关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争论、波折和随后的逐步推行,在思想建设上的巨大收获是确立了:尊重农民选择生产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主观意愿和主体地位是检验政治和思想正确与否的重要向

度,推广开来,那就是地方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引领、政策和制度供给,应将中央的全局要求与浙江省的具体实际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全省人民发展经济、丰富物质生活水平和自主选择生产、经营方式的意愿作为自己的主要依据。正是这一主体维度的确立,保证了浙江地方党在整个80、90年代,在关于发展乡镇(社队)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系和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两次大争论中能够始终做到解放思想走在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三、政策和制度供给的主体维度

从主体方法论的视角审视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第二条重要经验是,地方党的政策和制度供给始终要坚持主体维度。

政策和制度供给是党的执政意识、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亦是党的自身建设成效的最高和最终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组织本着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供给的主体维度,充分展现了党的思想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果。

其一,浙江历来有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传统,即便在改革开放前亦已社社有工业、队队有副业,这是人民群众能够展现自己主体性的领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浙江的社队企

业开始在恢复中发展。1978年7月,全省社队企业发展到74万多个,从业人员达190多万,工业总产值217亿元。1979年初,浙江省委召开发展社队企业专题座谈会,省革委会转发会议《纪要》,提出要求兴办社队采矿业,大力发展社队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扶持山区兴办社队企业,扶持渔区和沿海地区发展水产养殖、加工、冷冻、船只修造企业和海洋运输服务业。这拓展了广大农民从事工商业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更是自觉清理和清除“左”的影响,为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正名,在要求继续办好集体企业的同时,积极支持农民集资联办企业、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和家庭工业,并把它们作为乡镇企业的一部分。在政策上,实施一视同仁,让干部和农民吃上定心丸,敢于放开手脚办企业。从而开始放松对农民个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束缚。到1984年底,全省乡镇企业发展到973万家,职工达343多万,拥有固定资产7077亿元,总产值39281亿元,总收入12287亿元。全省基本形成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宁(波)绍(兴)模式、以农民联产企业和家庭工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和其他地区的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三大格局。

浙江党

的活动和建设服务于创业富民,在政策和制度供给层面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维度,不仅仅限于上述意识形态上的褒奖鼓励方面、行动上的进入准行方面,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企业外部宏观经济关系、市场体系的构建和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方面:

1.鼓励和支持构成市场体系。众所周知,乡镇企业的兴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说缝隙之间),它的生成和发展天然地依托于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其关系犹如一个铜板的两面,其间相互推动,一面发展到多大另一面亦会发展到多大。与农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相同步,浙江从1979年开始,全面开放包括大中城市在内的农副产品市场,1982年10月,开放和建设工业小商品市场,1983年初开放各类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到1985年,基本形成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兼营,乡村和城市相连,零售批发、专业性和综合性、季节性和常年性、原材料和成品半成品皆有的多类型、多功能,相互衔接、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参见:《浙江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温州模式的市场化取向,开了风气之先,从1980年到1983年,开办起313个小商品市场,日均客流量达40多万人,年交易额超10亿元

。桥头的纽扣市场、柳市的电器市场闻名遐迩。不仅如此,它们还最先发展要素市场。1984年,温州市诞生全省第一个劳动服务社,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有形平台;同年温州市政府举办人才交流大会,开辟人才市场;这年8月,温州市还举办科技协作交流大会,尝试开辟科技成果市场,有42所高等院校700多项科技成果在会上交易,370多项成果进行了转让洽谈;1985年,浙江大学与40多家温州市电子仪表、机械、化工、一轻等行业的单位,达成60多个科技项目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温州小商品市场从一开始崛起,就具有规模大、效益好、面向全国、批零结合、薄利多销、购销队伍庞大等特点。在温州小商品市场的示范作用下,全省小商品市场迅速发展,到1985年,全省共建起专业市场1724个,批发市场200个。绍兴柯桥轻纺城、金华义乌小商品市场举世闻名。小商品、大市场,为浙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亦为浙江人民施展创业致富、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搭建了巨大的平台。

2.积极推动企业内部改革。乡镇企业得以兴起并发展,除了外部市场体制,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内部管理机制的科学化、高效率。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无效率则源于大锅饭和权责不清,唯有改革才有出

路。1980年10月,省委召开关于改革的工作会议,“立志改革”,会议要求在总结“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81年在全省国营工业企业中推开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对商业体制则做出改革统得过死的购销形式、解决流通环节过多、开放多种流通渠道三项决定。1983年1月,省委再次召开改革的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轮改革得以深入发展的戏剧性变化,与省委抓住“步鑫生改革事件”相关。“步鑫生改革事件”:步鑫生为原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的厂长。1983年,他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对企业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质量管理等制度作了大胆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严格企业管理,打破大锅饭,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采取的一些措施,在今天看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措施,但在当时却引起一部分工人的不满。一些工人不服管理并闹了起来,步鑫生当即将这些工人开除。厂工会主席觉得这样做不妥,出面干预,步鑫生又将工会主席开除。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经过媒体报道,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震动。上级工会站出来干涉,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工会章程,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人道的”。县总工会对步鑫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请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

,不能听之任之。县里派员调查后也感到问题严重、压力很大,将有关材料反映到省里。省委书记王芳看后,当即指示组织联合工作组,调查后向省委汇报。

联合工作组调查后,向省委作了汇报。王芳听后指出:步鑫生敢于打破几十年来企业管理的旧框框,冲破重重阻力,顶住极大压力,走出一条企业改革的路子,对他的这种事业心,总的应该肯定。这种改革精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大力支持、积极宣扬和推广。王芳还说,对步鑫生的改革,我们要从大的方面统一思想,要看大的目标,不要去搞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水至清则无鱼,应该肯定的事要肯定,当然,进一步总结经验也是需要的。步鑫生本人的缺点和企业改革措施中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帮助,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起来的。王芳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改革的前沿,做改革的带头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千万不能墨守成规,成为改革的阻力。

《新华社内参》刊登了省委对步鑫生改革的态度,引起中央的重视。1983年 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

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人民日报》报道后,省委又责成省委宣传部组织工作组深入调查,系统总结和宣传海盐衬衫总厂改革企业管理的经验;决定通过新闻单位号召企业界学习步鑫生的改革精神,并在全省发动了一场怎样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勇于创新的改革者,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改革的发展。关于步鑫生事例的大讨论及其对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等企业改革家的宣传,浙江企业改革的舆论环境大好。1984年,省政府在湖州市进行小型企业改革试点,把一些小型的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承包、转让、租赁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些措施为浙江逐步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了个好头,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以“步鑫生改革”为典型案例的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改革,其最重要的收获在于打破了社会主义会养懒汉的陈腐观念,树立了个人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主体能力、努力程度、贡献大小的观念,初步孕育出能力本位的现代理念。

在对国营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改革的同时,浙江的乡镇企业则进入到深化经营机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阶段。1984年10

月到1990年期间,先是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又有步骤地推动不同形式的股份制。1985年,奉化、象山、富阳、黄岩等县一部分乡镇集体企业自发地试行股份制,取得很好的效果。于是,1986年下半年,绍兴、海盐等县也选择一些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1987年省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先后在11个县(市)对近百家乡镇企业进行调查,然后于次年召开试点工作座谈会,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依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意见,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乡镇企业局联合起草《关于乡镇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由省政府办公厅转发)。随后,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到1988年底,全省已有5万多家乡镇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其中村级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的有200多家。与此同时,对大量原先所有制形式被人为拔高的企业,摘掉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还其私营和合伙经营的本来面目;还对一些微利或亏损企业实行转让、租赁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浙江形成全民、集体、个私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

经历1990、199

1年两年的短暂停滞之后,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委、省政府认为,乡镇企业要再创辉煌,必须实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1993年以后,省委、省政府先后发出《关于深化乡镇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全省再次掀起乡镇企业改制高潮。到1998年底,全省61264家乡镇(村)集体企业,有56363家完成改制,改制面达到92%。其中,以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形式改革的占了2665%,以拍卖和“摘帽”转为个私企业的占了3669%;采用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和以兼并等形式改制的占了1726%。通过多种形式的改制,明晰了企业的产权关系,大大增强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使乡镇党委、政府从直接管理企业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同时还使一些乡镇政府摆脱了为部分亏损企业补贴财政的窘境,从而为政府、企业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社会作用理顺了关系。至此,乡镇企业基本上都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1998年改革进入全面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阶段。浙江省委、省政府依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精神,出台了三大措施:一是将企业改革与扭

亏脱困、改造传统产业相结合,使纺织、丝绸、水泥三大传统产业当年扭亏为盈;二是“放小”,通过兼并、联合出售、租赁、破产等形式,让缺乏竞争力的国有资产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使一批运行状况欠好、负债或没有市场前景的国有中小企业,向民营或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从而盘活了存量资产,也使这些企业经过改革获得新生;三是“抓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对“五个一批”“五个一批”:指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一批小型巨人企业、一批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一批出口创汇企业、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实施重点扶持,指导和帮助其加强内部管理、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积极发展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到2003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国有企业工厂制到公司制的转变。到2005年,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市场经济格局基本成型。

概而言之,浙江的经济改革过程是渐进的,每一阶段有其具体的内容和特点,但一以贯之不变的则是地方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政策、制度供给的主体维度,隐藏在改革发展背后的是人民和党员主体性的不断觉醒和提高,是人民和党员主体地位的不断地被型塑及其二者之间的互相

支持。具体一点说,经济的发展,既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推进,有赖于对传统的旧的“统治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的推动及逐步退出,更有赖于人民创业的主观能动性,有赖于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智慧、才干和辛勤劳动。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党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是一个连续的改进过程,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管理者、经营者的主体性亦展现为不断提升的过程,如从有限的自主权到完全的市场微观主体,党的政策和制度供给的改进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提升呈互相推动的态势;二是党员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多为党员(即便个私业主,也有很多是党员,约占三分之一);第二,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干部对发展经济的支持与直接参与;第三,党员和基层干部企业富民的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在人民主体性的发挥过程中,党员主体性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四、党的政治和组织建设的主体维度

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源于党的解放思想和意识引领、政策和制度供给的主体维度,同时还有赖于党自身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始终坚持主体维度所提供的政治保障。这是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第三项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初,在政治上的重大任务是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和落实人的政策,以凝聚人心、振奋士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一,从1979年1月到1982年底,全省历时4年之久,共平反纠正“文革”时期的所谓“浙南叛徒集团”,李丰平、王芳、吕剑光“反革命集团”等冤假错案34225件,数以百万计的当事人和受株连的亲友由此得到解脱。第二,纠正错划的“右派”。从1979年6月开始到1985年,全省被错划的13563名“右派”、7914名“中右分子”和1443人“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得以平反改正,同时还对在“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827名干部予以平反纠正。平反“文革”时期的冤案和纠正错划右派,体现了党勇于正视和纠正自身错误,同时亦表明党走下永远正确、全知全能的神坛,从而贴近了人民群众。第三,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是平反纠正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这项工作至1982年7月基本结束,其家属子女受牵连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二是重视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选拔干部。到1982年7月,全省有1383名优秀知识分子入党,1393名高级知识分子和业务骨干担任厅局级以下领导工作。

第四,给238万名地主、富农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摘帽、改订成分,为他们卸下了几十年的沉重包袱。第五,为9249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剥削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其劳动者的政治身份。第六,调整、落实宗教政策。到1985年底,全省共恢复和建立98个爱国宗教组织。第七,调整、落实侨务政策和台胞、台属政策。第八,在落实知识青年政策、三年困难时期精简下放人员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全面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和错误。浙江地方党在上述八个方面党的自身政治建设和政治活动中,始终坚持尊重和恢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和主体维度,纠正各种错误,民心大快。

198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党的自身状况出现新的问题,在思想上出现少数坚持“左”的一套,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和附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倾向;在作风上则出现搞特殊化、以权谋利甚至腐败现象。依据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浙江开展全面整党工作。整党工作,首先是解决思想问题,帮助持有“左”和右两种倾向的同志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其次,进一步纯洁组织和

严肃纪律,继续清理“三种人”“三种人”: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有严重帮派思想的人,打、砸、抢分子。,查处违法乱纪的党员。其间有101人被确定为“三种人”,处理严重违纪党员9418名,不予登记的党员2258名。与此同时,对一些问题较多或严重不团结的领导班子,作了整顿和组织调整。在这里,我们可将整党理解为党的主体维度的逻辑起点,因为,善行不彰、恶行不惩是对党员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地位的最大伤害。扬善惩恶是主体性得以成立的基础性要求。

再次,在农村基层展开整党,着重纠正部分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长期挪用或拖欠公款、滥占耕地建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不正之风。同时,为了保护乡镇企业的发展,保护农民企业家和办厂能人的积极性,省委整党办公室和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还专门发了《慎重对待乡镇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有关政策性问题的通知》,要求划清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当交往与不正之风的界限,受到各级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正因为省委在整党中十分注意把握政策,农村整党不但没有引起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震荡,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通过整党,广大农村党员精神得以振奋,一些原来不起作用的党员,绝大多数有了转变;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

、凝聚力有了提高,一些具备党员条件、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积极要求入党,其中一部分人经过严格考察,加入了党的队伍。

第四,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几乎与整党同时,全省自上而下开展了机构改革,各级领导班子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新老交替,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8000名优秀中青年干部担任县以上职务。其中,1986年宁波市“双推双考”的推出,更是开风气之先。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党内党员整体的主观积极性,为在党内重开了向能力本位开放的大门。

第五,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强对农村改革的领导,帮助广大农村党员、基层干部以及普通农民掌握党的基本路线,认清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总目标,以新的思想、作风和本领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进一步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1988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利用农村冬闲时节,组织一批工作组,集中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村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是年12月,省委、省政府抽调省级机关66个厅局的406名干部,组成65个工作组,分赴11个市(地)的65个县(市、区),深入各乡(镇)帮助开展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这项教育在所有农村无一例外地进行,不仅教育了党员干部,而且教育了群众,不仅取得思想上的成果,还取得行动上、措施上、组织上的成果。工作队队员自带铺盖,与乡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极大地密切与党群关系。此后这项集中教育每年均于冬春之际进行,连续坚持了10年。最多一年,省、市、县三级机关共有10万干部下农村,基本做到乡乡有工作组,村村有工作队员。连续10年的集中教育,抓住了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及时解决了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促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对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政治保障作用。

总结1989年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教训,从1992年至1994年,党逐步形成思想、作风、组织建设一起抓,并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期间和此后,浙江党的自身政治建设和政治活动的主体维度进一步凸现。

其一,1992年和1994年的两次理论学习高潮指1992年学习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1994年的学习为学理论、学党章的“双学”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上找到了差距,并克服了怕“左”怕右的思想顾虑,走出循规蹈矩的守旧思想、小富即安的自满情绪

和怕苦畏难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党员和干部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振奋了精神,坚定了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信心。各地都积极地打开“城门”、“山门”,引进外资、引进项目;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干快上,从而推动浙江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

其二,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以实践论德才,凭实绩用干部”的用人标准,把那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勇于改革开放,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大胆选拔进领导班子。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大胆选拔新人;党委、政府班子进一步充实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1993年省市县乡四级班子换届后,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结构进一步改善。县一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在43岁左右,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占82%。一批政治素质好,年纪轻、闯劲足,熟悉经济、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新人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这为浙江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三,省委和各级党委眼睛向下,形成党建工作调查研究的风气。省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省委有关职能部门,每年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跑工厂、农村,深入基层了解和指导党建工作。1993年,

省委组织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基层党建“金点子赛”活动,发动各级组织部门和广大党务工作者针对当时基层党建的热点、难点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到该年7月,各地共提出意见建议5000多条,经层层筛选,上报到省委组织部的有6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价值的300多条,被采纳和付诸实施的有近100条。通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提建议、总结典型经验等措施,逐步理清了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省委召开了中共十四大之后的第一次全省基层党建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省委组织部和一些市还分别召开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农村股份制合作企业党建工作会议,或座谈会、讨论会,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提出新思想新办法,加强了具体指导。

其四,企业党的工作,围绕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走向市场和紧密结合生产经营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训职工队伍,较好地发挥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了保证监督和政治核心的作用。在企业内部,按照中央提出的“三句话”“三句话”是指:必须坚持厂长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健全和完善企业职代会和工会对企业的民主管理作

用。精神,进一步完善领导体制,增强领导班子团结,形成合力。各企业从实际出发,有的实行厂长、书记两个职务“一肩挑”形式,有的实行党政班子交叉兼职形式;少数企业采取管委会体制,实行党政班子一体化。同时,注意改善党委班子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充实懂生产、经营、科研和企业管理的干部进党委班子。按照精减、精干企业内设机构的需要,对党委和行政两个系统职能相近的科室,进行合署办公。企业党的活动在内容上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进行,在活动方式上做到小型化、业余化、灵活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7年温州私营企业瑞安振中工程机械厂就建起了党支部;地方党的组织积极发展个私企业主入党,即便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间,浙江地方党的支部仍谨慎地以变通方式发展私营企业主党员约1500人,到2002年,全省共发展私营企业主党员5574人。参见石仲泉等人:《关于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的调查》,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发展个私企业主入党一事,充分显示了浙江地方党组织和党支部坚持政治以人性为基础、规则以常识为准则的主体性立场以及贯彻这一立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其五,农村党的工作,把发展农村生产力、

率领农民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工作重点。基层党组织建设主要围绕怎样提高带领农民进市场、奔小康的能力进行。县、乡两级党委高度重视对农村后进党支部的整顿和提高。各地积极调整配备好农村党支部领导班子,特别是选好配强支部书记,对那些年大体弱、文化素质低、不善经营、领导商品生产力不从心的党支部书记逐步地稳妥地作了调整。一些县(市)委积极实施“富民书记工程”,对农村党支部书记进行轮训,帮他们转换脑筋,学习现代农业管理知识、商品经济知识和有关科技知识,提高他们带领农民顺应市场需求,加强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本领。强调按照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标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把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年龄大、文化低、数量少的农村支部和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薄弱环节上。通过发展党员,进一步改善党员队伍的结构,提高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在基层党支部建设中,通过建立党员议事会、责任区、联系户等活动形式,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其六,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常年不断地抓好集中教育和专项整治活动,有效地扼制了以权谋私、搞特殊化这些不正之风的蔓延。199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全面清理领导干部乘坐超标豪华小汽车、公费出国(境)旅游、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买卖股票、领导干部在住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清理公费住宅电话和公费移动电话等事项,加强了对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落实,加强了对领导干部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这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还对各地党员、干部中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参与赌博、生活腐化、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案件以及法人违法违纪案件,进行了全面查处,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从而抑制了歪风,弘扬了正气。

在作风建设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较早地推行政务公开制度。1992年底,金华市委、市政府在江南经济开发区实行了政务公开的试点工作。试点的实质,是把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化,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政府的工作由群众来评判和监督,借以规范权力机关的职务行为,因而受到社会的好评。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94年6月,金华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在市机关执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的意见》,决定在市级机关特别是掌管人财物和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政府职能部门,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1997年8月,金华又在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事业单位全面推行财务公开制度。同时,在基层普遍推

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到1998年,金华已有70%以上的行政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制度。

1998年5月,省委、省政府在金华召开现场交流会,推广金华经验,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稳妥地推行政务公开制度。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在我省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到1999年底,全省已有32个省级政府部门、90%的市地政府部门、95%的县市区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100%的行政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制度;1/3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政务、村务、厂务“三公开”,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限制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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