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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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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观察维度一: 村庄与市场
以上判断显然包含一个社会学与社会史的预设: 中国农村转型、村庄转型的巨大困难固然是由于农村地区广大、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基础薄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种转型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和性质,即在地理、生产、文化与治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农村,Essex, Stephen et.al. (eds.). Rur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CABI Publishing,2005.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全面梳理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社会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和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其转变方式、过程与前景,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村庄转型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村庄关系的转型。本节着重讨论农村与市场的关系转变问题。
关于农村与市场,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转型国家的村庄需要重建与市场的关系: 农业要想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农村和农民要想在商品经济中获得收益,就需要改变恰亚诺夫所描述的生产与消费均衡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确立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并建立有效的市场链接;国家也要增加对农村经济的投资和保障,提高农村人口的技能并促进他们向城镇移民。为了实现农产品的商品化,村庄和农户还需要相应转变过去围绕生产消费均衡模式的生产与组织方式,包括改变村庄内部经济结构——需要发展非粮种植、养殖等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及商品价值,在可能情况下还需发展工业增加非农就业,为此也还需要改变农村与农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改变农民的人力资本构成,以提高小农户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等。
在我们看来,这些转变一旦实施和实现,当然意味着村庄的各种关系以及村庄形态的空前转变。但是,一般地断言市场化应该成为村庄发展或转型的可预期目标,显得较为笼统和乐观,多少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卷入村庄经济关系重建的三种力量——资本、农民、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和要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资本,波兰尼对欧洲工业文明兴起的经济史分析足以表明: 资本的一般倾向是要求一切商品化,包括把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虚构商品,要求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商品的价格和生产,实现经济市场化,进而则要求经济关系、社会观念和制度都围绕自我调适的市场去构建,即要求社会制度服从市场经济而建构市场社会,甚至为此支持市场经济与社会脱嵌。社会则倾向于维护经济大于市场、社会大于经济的格局,并为此采取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市场化与社会反向运动之间的冲撞。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暂且不论经济史是否全然支持波兰尼,他的雄辩至少能够表明: 资本在农业、农民、农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断然不会顾及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农业的弱质是指农业被公认“是经济活动中最具风险性的活动,而农村地区又严重缺乏降低风险的工具”(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17—121页)。特别是,气候因素和疾病对农户构成极大风险,土地占有原则、贸易原则以及粮食价格的突然变化,国家不稳定,缺少进入保险和信贷市场的机会,市场信息匮乏,农产品到达市场的成本较高,农户参与价格谈判与政策谈判的能力弱,等等,都会使得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面临巨大风险,并常常迫使农户采取低风险、低回报的活动以降低风险,这又会倒过来降低农业活动的竞争力。按其习性只是要利用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去获取资本的最大收益。
关于农民,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集市分布和市场结构的研究,足以表明很久以来中国农村并不一概排拒市场,农村存在着相当发达的市场网络,农民存有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需要、兴趣和能力。参见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恰亚诺夫关于俄国小农经济和组织的研究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农民道义经济学的研究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舒尔茨关于农民与农业改造的研究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集合起来,一方面表明: 农村、农民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即,农民对市场怀抱着一种安全经济学逻辑,活不下去的时候会作出各种方式的反叛,仅在糊口条件下采取生产消费均衡模式,在条件具备时则接受和进入市场经济。
笔者曾这样归纳农民“安全经济学”: (1) 农民具有生存理性,不仅按家庭条件去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还按家庭条件去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安全性,表现为平衡收入最大化与生存安全化这两种需求。(2) 农民关于安全的绝对标准是可以养家糊口、生存下去;相对标准则是改变生产、变动生活时不降低既有生活水平和安全感。所谓安全,一般当指外部无威胁、内心无恐惧的状态。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人类发展报告》曾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免于突如其来的伤害、骚扰(参见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 农民的具体选择办法是: ① 在资本数量或外部就业机会与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会如舒尔茨所分析的那样,接受扩大投资或接受外部就业;② 如果资本数量与外部就业机会都缺乏,会倾向于恰亚诺夫所述的消费生产均衡模式,并有可能排斥不利于生活与消费均衡的选择。③ 在扩大投资、外部就业都有可能但不够确定的情况下,则采取斯科特所述的佃农的四条公正标准进行判断,即: 不降低生活水平(使之面临风险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剥削性制度);避免更糟;要求互惠与平等交换(对仅有利于交易对方的不平等交换会感到不公正,产生道德义愤);要求公正的价格与合理性。按照布劳和涂尔干的观点,“在实际的交换费用之外存在着‘社会公正准则’”,“两者之间的差距成为人们借以评价一种关系公正与否的标准。交换中高于公正价值的剩余额,促进人们作出交换合理的反应;而亏空额则激进人们的被剥削感”(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13页)。④ 农民会接受在此四个界限以上的、被认为是公正的变化,甚至因此被引向现代市场经济;而低于此限、被认为严重不公正的变化,通常会被农民判为不安全而遭到农民排拒。参见毛丹、王燕锋: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因此,农民既被引向市场而表现出市场兴趣与市场能力,又有基于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而实施多种自我保护的矛盾倾向。另一方面,这多少印证了一个客观问题: 农村的需要与资本的市场诉求之间是有距离的。例如,农村、农业都需要货币,但是进入农村、农业的货币都被作为资本可能会带来农民承受不起的损害;农户兼具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把劳动力只当成商品,与此性质不配合;土地如果承担了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那么把土地纯粹作为商品也就意味着把农民置于巨大的生存风险之中。
而现代政府通常都抱有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双重标准。因此,在对待农业、农民、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客观上存在着五种选择可能: 压榨剥削“三农”,给予保护,任其暴露在市场,最近,研究者们强调,自1980年以来,第三世界各国在农业农村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积极参与的立场和政策,退出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调节(regulation)、计划(planning)、供给输入(input provision),特别是放弃了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积极提供福利。这种转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后果: 首先,国家撤出农村经济事务意味着国家代表资本积极进行干预(例如以立法方式重新变更土地制度和土地拥有权),因此国家退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干预方法,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呼吁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国家是、并且继续是一种干预。其次,资本在农村的积极干预,引起了农民的四种形式的反抗——反对原始积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非资本主义镇压和资本所引起的生态条件、反对近年来民主国家对资本的运用。为此,新自由主义更加要求一个干预性的国家以应对问题。参见DAS, Raju J. Introduction: Peasant, State and Class.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7, 34(3 and 4),pp. 351370.对“三农”实行半保护,用各种方式提升农民进市场的能力。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会显得更加困难些,通常很难简单采取其中一种选择。特别是,基于现代化导向与谋求工业快速增长的倾向、对集体经济生产效率的不信任,以及对于确立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的兴趣,政府对于经济与社会的脱嵌可能会放松警惕,对农业市场化的复杂结果估计不足,因而较为乐观地看待和鼓励农村积极融入市场。同时,国家保卫社会的职责、政治正当性的考虑、对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反思等,又有可能促使政府保护农村社会,强调农业弱质而又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强调农业是必需的经济活动,是一大批人口的一种谋生手段,是环境功能或环境服务的一个提供者,是促进增长、减少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希望,因此需要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去稳定土地制度,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提供核心公共物品,改善投资环境,规范自然资源管理,等等。在中国,这类保护、扶持性的政策选择必定需要具体落实到土地制度、农业扶持、农民训练以及较为间接的农民工政策改善、对农村公共经费的增长性输入、反哺“三农”的意识形态等环节之上。
于是,在重建村庄与市场的关系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些相互冲突的因素。这些力量在中国农村30年变迁中相互牵扯,一方面,形成了把村庄引向市场力量、形式与过程,例如,乡村工业化并最终实行乡镇企业转制,商品农业,农民进城打工与迁离,撤村建居等,以及与此伴生的农村劳动力从以农户为单位逐渐转向以农民个体为单位。另一方面,它也促成村庄、农户面对市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例如,土地制度改革因突出考虑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步伐较小,采取农村新合作,村集体经营及其转化问题受到关注,农村经济与村社区继续保持紧密性,进行新农村建设等。而改革以来,政府推动村庄经济转型的各项改革政策,也不能不在非市场化、市场化与保护农民进市场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温家宝曾总结说,中国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温家宝: 《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是》2006年第18期)。这个表达重在突出中央在农村改革各个时期的措施重心,但是也依稀呈现出村庄经济变迁过程中,市场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两种尺度和手段在交错发挥作用。就村庄而言,前一类变化总体上削减着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而后一类变化则使村集体、村庄共同体得到维持、强化或转型,传统的农业村落共同体由此继续扮演社区经济共同体单位,并替代或部分替代国家实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村庄仍然具有生命力。
而整个由政策和农民选择所共同推动的村庄与市场关系格局,以及村庄性质和功能的变化,则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1978—1984年为改革初期。基本格局固然可以被视为为了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克服农业和农村危机,而取消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建立村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体制;1978年前,农业出现了较大问题。客观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而耕地面积减少: 1953年为588亿人,1978年为963亿人,增加了将近4亿人;耕地面积1957年达到峰值为1677亿亩,1978年仅剩下149亿亩,减少了将近2亿亩,人地比率也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1978年的223亩/人。这主要是由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占全国人口9183%)和耕地面积减少(占土地总量的817%)双重因素导致。结果,虽然农作物复种指数、农民劳动天数、粮食单产水平、农业总产出都有很大增长(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在1952年已达到1309%,1957年又提高到1406%,1976—1978年间进一步提高到151%的创历史纪录水平;农民劳动天数也由1950年代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的300天左右;粮食单产由50年代初期的566公斤提高到70年代末期的1761千克,增长了21倍;农业总产出增加了3倍),但是农民收入水平很低、生活困难。
主观上,在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而形成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集中劳动”经营方式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逐渐下降,特别是人民公社后期的“工分制”出现严重贬值,收入分配上的“拉平效应”(当时生产队按人头和劳动量分配集体收入的比例已调整为3∶1),造成社员“集体偷懒”。 结果当时有不少农民通过开垦农田以外的所谓“拾边地”(包括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以求得生存,但是在全国504万个生产队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变成了“三靠队”(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农民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占273%,50~100元的占50%左右,100元以上的不到四分之一,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极端的贫困状态(以上资料参见张新光: 《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到1976年,“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几乎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农林部: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载《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11亿人口中仍有8亿多农民长年搞饭吃,而国家每年仍需进口大批粮食和棉花弥补缺口。
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的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的全年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载《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32页)。但是,就村庄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家庭经营权的分离,根本上是要改变“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土地产权虚置’和‘集体成员权平等’的平分机制,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终造成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生产劳动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张新光: 《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因此,其基本效应也可以被视为,在村庄体制方面为“三农”进入市场疏通了核算与分配的环节。在这个阶段,农户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取向一致;农户开始向独立的市场经营者演变,生产积极性上升;除了浙江、江苏等少量省份,村庄作为集体经济共同体的功能总体趋于急速减弱;中央政府在承包制实施后开始初步考虑农产品市场化问题标志是中共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提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的14条意
其中第四条要求“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第六条提出“在农村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第七条主张“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第十条要求“农、林、牧、副、渔等各业,都应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当集中的原则,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客观上,小农经营的地位一旦得到确立,同时发展现代农业的政策愿望一旦形成,会迫使人们开始意识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问题,但是小农发展与市场、技术、资本的复杂关系,小农发展与村庄集体的关联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考虑。因此,开始试行的村庄自治制度从政治、治理的角度重新强化着村庄的地位,但是村庄在经济上的意义反而趋于不明。
1985—1999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改革全面展开,并渐渐出现市场部分失灵现象。市场化的标志性行动之一是,1985开始基于对承包制改革成效的高度评价1984年10月17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正由农村转向城市。最近五年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多方面为城市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基于解决1984年开始出现的农民粮食丰收、而流通体制不畅所产生的农民“卖粮难”问题,中央开始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渐次取消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实现粮食流通市场化。此项改革最重大的影响,是最终赋予农户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经营的权利,农户基本获得完整的市场经营者地位。加之国家渐次加大政策力度推动农业生产商品化、企业化等,村庄的农业结构、农产品结构以及农民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农户被导向与市场的紧密型联系。同时,大量单个农户市场能力弱小、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小的问题也渐次暴露,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大收益的愿望受阻。统计呈现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变化情况是: 1978—1985年为超常规增长阶段,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2%;1986—1991年为低速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7%,其中1989年为负增长(-16%);1992—1996年为常规增长阶段,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为持续下降阶段,农民收入连续四年下滑,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2%;2001—2006为恢复性增长阶段,年均增长42%。(宋洪远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355页)在一些村庄中,农户为抗御市场风险开始新的合作,联合行动。另一个标志性行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大力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90年代中期后,为了解决乡镇企业的积累能力不足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体制下乡镇、村两级对企业的过度汲取等问题,Oi, Jean C.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1992, 45(1),pp. 99126.乡镇企业发达的省份都普遍推进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乡镇企业转制,以产权制度改革促发
由此,原乡镇企业进一步获得市场经营的机制,这对村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农民就业结构转变等,都有重大促进。但是乡镇企业去社区化、去政治化,在法理上基本解除与村庄社区的经济捆绑后,村庄的财力汲取与有效公共供给能力都趋向下降。在以上两个过程中,经济方面半是由于农户产生新的集体合作需要,半是由于需要处理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社会与政治方面半是由于村庄在扮演农村基层自治单位,半是由于村庄在继续替代国家向农户提供大部分公共供给,村庄集体的公共供给力虽然不足,但是客观上作为农户应对市场能力不足、国家供给不足而需要的直接支撑和自我保护,村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对农户的庇护意义却比上一阶段显得更加突出。为此,中央再三强调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并要求各级政府加大财政农业投入和信贷投入,加强农业技术注入和农业服务,减轻农民负担,并以税费改革入手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并渐渐放松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是关于发展村庄集体经济仍然缺乏明晰、有效的办法。国家重点支持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和农业的财政资金投入、信贷投入不足问题没有明显改变。1985—1994年财政资金甚至是从农村净流出的,且流出数量逐年增加并呈加速趋势;财政农业支出绝对量有增长,但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增反降。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参见宋洪远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452—454,455—459页。村庄存在的意义上升与村庄经济能力不足,渐成突出的一对矛盾。
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以2001年中央实施农村“六小工程”为起点1998年国家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来,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98—2003年,中央累计安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3000亿元,在国债及中央预算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均达到30%左右,超过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97年间投入的总和。200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首次提出改善农村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六小工程”,即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2001年中央用于农村“六小工程”的投资为101亿元,2002年增加到136亿元,2003年进一步增加到近 280亿元,中央投资补助的方式还带动了地方政府、农户和社会资金的投入。
截至2004年底,全国累计解决了502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280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改善灌溉面积112亿亩,完成户用沼气池建设207万户,安排草原治理面积19亿亩,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260万公里,乡镇基本上实现了通公路,农村公路网初步形成。,国家开始趋向从资金扶持、技术支持、加强服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供给、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理顺农产品市场链诸方面,“武装农民进市场”。1999年以来,中央再三努力推进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要求改进和完善粮食的财政补贴方法,并提高农业商品化能力;同时在农业资金投入、科技注入、农业服务、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卫生医疗方面出台多个文件(参见本书附录“浙江村庄变迁大事记”)。其基本办法包括: 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在农业经济方面,突出强调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作为核心,把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目标,把农村经济培养为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并为此要求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促进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以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更快更好地发展;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展农村的就业领域;通过体制创新、技术改造、布局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在农村公共供给方面,趋向统筹城乡,缩减城乡差距。在人力资源和劳动者权益方面,系统进行农民工培训,保护农民工权益,2003年9月,国家出台《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了农民工培训的具体目标: 2003—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名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2006—201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名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
至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城乡统筹;同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论断;即:“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重新强调新农村建设;该文件强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始终是难点和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工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建设。
同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据此强调: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1) 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 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3) 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4) 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确保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5) 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6) 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同月,农业部宣布从2006年起正式启动“九大行动”。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优势农产品产业促进行动;农业科技提升行动;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生态家园富民行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 以上举措就国家处理农村与市场关系的内容言,基本倾向可以概括为: (1) 运用国家“看得见的手”,帮助农民及农户提高进市场的能力,并为之提供必要的保护。(2)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务实地面对村庄将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的现实,趋向于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双轨并进。但是,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尚待明确。在国家政策发生上述重大转向的情况下,村庄存在与建设的条件明显好转;但是村庄的中长期前景,以及村庄今后作为农民社区经济共同体的含义、模式,村庄集体经济与农户经济的关联方式,再次成为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有待探索的新问题。
经历以上三个变化阶段后,村庄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总的看来,中国的村庄命运完全不同于工业化、市场化的常见结果,例如资本主导一切,小农户大量破产和无产化,农民沦为个体劳动力,村庄失去经济意义。村庄成为以农业促进增长的一部分,它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进程而瓦解,而是随着农业经济的转型成为具有不确定性的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其经济基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新的合作需求,以及村集体代替国家提供村庄公共供给;政治基础是国家的村民自治法赋予村庄(行政村)以基层自治单位的法定地位。潜在的基础还包括: 如果城乡联结将来朝着城乡社区衔接带的方向发展,村庄虽然会在数量上继续趋于减少,但总的将会成为这个衔接带中必不可少的一端。村庄的主要功能与这些基础相对应,即保持土地稳定、为农户提供集体屏护、担负公共供给和社会治理、扮演城乡联结的纽接等。导致村庄衰弱或消解村庄存在意义的主要力量或因素,则来自于农户经营可能产生的经济分离趋向(包括劳动力和人口迁离村庄),村庄公共财力汲取力衰退或实质性丧失。潜在威胁来自于土地所有制改革可能趋向私有化,可能大规模进入农村、农业的资本及其重组村庄功能的要求,在此意义上说,“三农”需要大量资金,但是如果进入农村、农业的资金都是资本,却是对“三农”的威胁。以及城市化扩张可能产生的吞并村庄——其中某些吞并可能完全是不必要的。
第二,尽管改革初期农户被更多地理解为农业市场化的积极力量,村庄集体为相对消极的力量,但是,村庄集体并非天然是市场经济的敌对者,村庄集体也并非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经营者。问题在于,在村庄由传统农业经济共同体转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村庄集体的合理形式是什么,有哪些?村庄集体的经营与分配机制是什么?它与农户的联结方式应该有哪些?村级组织通常代表村级集体,村级组织究竟作为集体经济的直接经营者,作为经营性组织的监管者,甚至只是在农村社区扮演准政府性的公共管理者?作为公共管理者的任务显然可以是主要维护社区秩序,甚至在条件许可情况下采取社区税收方式主要负责村庄公共供给,而不是主要负责集体资产的经营生产。诸如此类不确定的问题,使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经济共同体的意义变得不够清晰,有可能损伤村庄和村级组织存在的经济意义。
第三,国家政策选择在村庄与市场关系重建方面作用明显,新近开始的统筹城乡和建设新农村具有大政府推动大社会保护农村社区免受市场自然打磨的意义,并且在支持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方面开始发挥作用,有望从根本上奠定与农户经营有效匹配的农村公共供给体制。但是面对市场化第三波还未深切冲击农村的威胁,国家关于村庄功能与前景的总体理路、相应的政府战略还有待清晰。目前的统筹城乡方略还主要偏于治理或缓解社会不平等的传统立场。就武装农民进市场,并帮助村庄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合理转型而言,国家需要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恰当的农业保护和以农业促发展政策,技术、资金、规划的有效输入,社会保障方面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在城乡联动意义上提高城市劳工权益保障——农民根本上应该成为工人联合体的一部分。Morton, A.D. Disputing the Geopolitics of the StatesSystem and Global Capit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 20(4). Petras, James and Henry Veltmeyer. The Peasant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A Troubled Past, an Uncertain Future, in Tom Brass (ed.), Latin American Peasants,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2003.因此,村庄的将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选择。
由于各地基础、传统不一,由于地方政府的取向有异,上述过程在全国各地的展开时间、内容及其结果包括村庄变迁状况并不完全一致。浙江省虽然大体同期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但是下列情况显然值得一提:
第一,就地方党政以政策推动农村与市场的关系转型而言,浙江改革具有先慢后快的特征。
在第一阶段初期,浙江在农业承包制上的改革步伐显慢。相比1977—1978年安徽、四川两省省委率先领导地方探索农业承包制,并率先突破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浙江地方党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不支持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1979年浙江刚刚开始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当时地方政府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至1980年8月,浙江省委负责同志仍认为,允许包产到户作为暂时克服困难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1981年3、4月后,省委转变方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1978年,浙江农业的重点还放在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及种子、农技等服务工作上,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主要寄望于“提高人民公社的内部管理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在1980年3、4月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推进承包制改革的决定,甚至首先是出于在政治上与中央年初支持承包制的趋向保持一致,并且基本上还是倡导1979年浙江农村开始出现的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底至1981年初,浙江省内虽然有部分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但是大部分社队仍然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搞定额管理、小段包工、专业承包,一般不准搞联产计酬。1981年3、4月后,浙江省委态度转向积极,全省在7、8、9三个月形成了家庭承包制改革高潮。到当年9月底,全省953%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374%,基本达到与全国其他地方同比例。(1981年底,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601万个,实行包干到户的占38%。)从此以后,浙江省在推行家庭承包制、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后来延长农民土地承包制等方面,则一直保持明快步伐,甚至快于其他省份。
浙江省在家庭承包制改革上的初期步伐显慢,可以被视为保守,但是除了因为在政治上当时中央关于家庭承包制暂时有两种矛盾声音,从1978到1980年11月中央正式决定停止农业学大寨之前,中央文件、一些领导人讲话中的一种常规声音,是发展农业、学习大寨。对于地方上各种农业承包制改革的突破,中央日益宽容,但是1978年12月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仍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9月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规定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另一种声音则是支持、鼓励家庭联产承包制。其中,安徽、四川等省于1978年二三月间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宣传各自的改革政策;1979年3月,新成立的国家农委邀请七省三县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再次给予家庭承包制某种支持。1980年1—2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又一次引起激烈争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同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的讲话态度饶有意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同年4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中表态:“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5月,邓小平再次表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提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此后,中央对于家庭承包制的态度趋向积极。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关于家庭承包制的政治争议由此结束。这种犹豫多少触摸到了浙江农村经济转型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农村转向农户经营制度后可能引发的政治传统延续问题、基层有效治理问题、农民分化与农村稳定问题、村庄公共供给问题,等等。即,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包产到户究竟是否会带来一些风险?一旦普遍实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户变成实质性的、自主的核算单位,农户的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会提高,但是他们对集体还有兴趣否?集体基础是否会动摇?在集体资产方面,土地集体所有制会不会被虚置?其他大型农用机械等集体生产资料以及社队集体企业及其资产如何分配和使用?地方政府仍然不能负责大部分的农村公共供给,需要集体继续延续担当责任,如果集体经济削弱,谁来承担农村基层的公共供给?此外,按照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分析,单个农户自主经营最终会产生农民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如果那样是否影响农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这种忧虑相关,这一时期浙江省在政策引导方面显示出一些饶有意味的关心和取向。例如,在家庭承包制成为其他一些省份农业改革的关注中心之时,浙江省一直特别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此外,还关心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价格和流通问题,较早尝试开放农村集贸市场;1978年11月,永康开放了17个集贸市场。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了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重申恢复农村集市的规定。 1979年1月以及次年3月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则要求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让农民富起来;超前于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80年2月超前重视农村教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问题;1981年7月为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繁荣农村经济出台相应政策,同时着手改革农产品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发展商品农业;1982年8月提出发展重点户、专业户,等等。从历史长程看,对这些问题的一贯重视,在认识上有利于后来将农户引向市场时,注意发挥村庄集体和农民合作的作用;有利于在实行乡镇集体转制将乡镇企业纳入市场运行时,注意村庄公共供给机制的替换问题。在实践上,它也直接产生两种积极结果: 一是由于集体经济受到重视,浙江普遍实施村庄双层经营体制后,集体一层比较容易保持实质意义;二是一旦意识到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制无碍于农村政治稳定和村庄公共供给,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推进配套改革的步伐反而得以迈得较快较大。1985年进入改革第二阶段后,在同时发挥农户经营积极性与村庄集体经营的积极性、农业发展积极性与非农发展积极性、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与保持村庄集体能力、农民合作能力的自觉性方面,大体没有出现大的偏废,因此,浙江出现了相当一批农户经济与集体经济两强或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两强的明星村,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乡镇企业转制使之从过于紧密的社区集体联系中剥离之时,也能较早注意寻求新的村庄公共供给机制。在此基础上,浙江实际上较早、较好地迈向了改革第三阶段,即早一步迈向以工补农、统筹城乡,为村区经济和农村公共供给减负解负,并探索新的村庄建设外部输入机制——例如创造了校地合作建设新农村的技术输入和农业开发模式等,在推动村庄向现代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转向方面,呈现出率先发展的特征。
第二,经历了30年改革,浙江村庄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的功能。但是,浙江也是村庄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受同等强度的政策引导推动,但是浙江的村庄依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与方式,还是大体分化为与市场联系紧密且以二、三产为主业的城中村和城郊村,虽不紧邻城市但以工商经济为主的村庄,工业与农业混合型村庄,典型的种植业村以及僻远而与外界联系不多的村庄等不同种类。分化与村庄的地理特征有关(是否贴近城市、城镇或交通是否便利,等等),也与农户经营能力、经营品种和经营传统有关。甚至在典型的种植业村,受经营品种影响,农户的合作意愿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村庄类型发生分化。例如,浙江临安一些以山核桃为种植业骨干的村庄,由于苗木成长期漫长、在其他地区难以移植、总产量较小而市场较大、加工技术简单等原因,农户分散,单独经营即可,集体合作较少出现。但是,一些生产大宗、普遍农产品的村庄,情况则不同。例如,浙江温岭各村盛产西瓜,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农户以户为单位外出至云贵等省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包地种瓜。更多的农户则组建西瓜合作社,合作销售。其中,箬横镇的西瓜合作组织及其注册的“玉麟瓜”和销售办法,还被世界银行的《以农业促发展》报告列为中国农村合作的典型案例。参见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村庄,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的意义及其演变趋向显然不同,但是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观察和分析。
第三,作为村庄与市场关系转型的早发地区,浙江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率先趋向统筹城乡,注意通过公共财政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供给和社会保障,为村庄集体经济共同体减负解负,并且间接发挥“武装农民进市场”的功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从中受益,村庄作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的前景较前明晰。在此之前,在村庄与市场、村庄与政府的关系上,村庄处在关系弱端。从此之后,在村庄与市场的关系上村庄的弱势将发生改变。但是,政府在帮助村庄改变市场弱端地位时,如何注意转变政府帮助村庄的体制和机制,避免在村庄与政府的关系上使村庄更加处于关系弱端,是一个有待重视和探究的新问题。此外,村庄之所以具有社区经济共同体的地位和功能,除了提供农民合作进市场的重要屏护、村庄公共供给和公共治理等,还在于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村庄具有集体代表的资格。在这种制度下,村级组织实际上拥有的较大的土地调控自由度问题引人关注,Jacoby, Hanan G., Guo Li and Scott Rozelle. Hazards of Expropriation: Tenure Insecurity an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 92(5), pp. 14201447.并且在改革中后期受到很多批评。但是,这项制度安排不仅出于稳定农村土地以继续充当农民社会保障的考虑,陈剑波: 《农地制度: 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也是村级组织得以承担村级公共供给的关键之一。毛丹、王萍: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因此,继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动是决定村庄具有何种社区经济共同体作用的另一关键。30年改革的中后期,产权保障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浙江对集体土地的流转等有先行一步的改革探索,改革实际上渐渐触及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农村土地制度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如何改革,才既有利于村庄和农民发展市场经济,又有利于农村社区经济共同体和农村的稳定——如果它是必要的,仍是有待慎重探索的问题。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的前景,根本上取决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和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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